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陈庆云,鄞益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和拓展的阶段。在这

一时期,学者们首先澄清了公共政策研究“混沌”的现实,致力于整合分裂的公共政策研究局面。在这个基础上,学者们致力于拓展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政策过程模型。而关于公共政策子系统和政策网络的系列研究,则致力于打破过程阶段论的窠臼,把行为者和网络的视角嵌入到政策过程的研究之中,表明近20年来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焦点向动态层面的转移。

[关键词]后实证主义;政策过程;政策子系统;政策网络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05)02-0079-05

的杂音,需要学者们进行整合”。他们重申拉斯韦尔的观点,

一、交响乐式的学科格局

公共政策的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政策科学有三个独特的特征:跨学科,解决问题和显规范性。跨学科是指,政策科学将不得不吸收来自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解决问题则是说,政策科学不是纯粹乏味的学术争论,而是实用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它致力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显规范性则意味着,政策科学不应该处于“科学客观性”的借口中,而应该充分意识到,在政府活动的研究中,目标和手段、价值和技术是不可能分离的。

[1]

主张公共政策的视角应该是跨学科的、问题导向的和规范取向的。他们强调,需要从过程的描述转向结果的推荐,而且把规范的、价值的维度嵌入政策分析之中,创造一种“理性的意识形态”。总的来说,公共政策这种各方鼎立的研究态势可以归纳为政策分析与政治的公共政策、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之争论。

(一)政策分析和政治的公共政策

正如欧文・休斯所提出的,由于关注和强调点的不同,公共政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政策分析,一种是政治的公共政

[2]

策。政策分析学派强调方法。政策分析的学者认为,政策研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公共政策日臻成熟,拉斯韦尔开创的学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并没有完全遵从拉斯韦尔当初设想的蓝图。事实上,由于公共政策涉及的学科较多,加上学科科学化的努力与学科对象的政治属性、社会现象的价值色彩的内在张力,使公共政策学的研究相当程度上处在四分五裂而无法统合的状态。在公共政策近十几年的发展中,各种流派和思想层出不穷,为公共政策学提供了知识上的宝贵贡献。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通过反思公共政策的发展轨迹,认为“多学科产生乱哄哄

究是深化对社会技术问题认识并提出更好方案的一种应用研究。政策研究的功能是通过提供与决策相关的精确的、有用的信息,来推动公共政策过程。政策研究把现代科学和技术瞄向了社会问题,寻求可行的行动进程,生成信息,对政策采纳和执行后的效用及其它结果作出排序,以此来帮助决策者选择最有好处的行动。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福利经济学所倡导的成本效益分析技术。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最为有效的方法和技术是成本效益分析,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从本质上看,成本效益分析是把经济学的方法引进

　　[收稿日期]2004-11-10

　　[作者简介]陈庆云(1947-),男,江苏盐城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

鄞益奋(1977-),男,广东潮安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1

・79・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5.2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比较与借鉴

到公共部门中来,达成帕累托最优。总之,政策分析关注方法和科学,通过科学程序来制定决策。

如果说政策分析学派关注的是公共政策技术属性,政治的公共政策途径关注的则是公共政策的政治属性。政治的公共政策途径认为,公共政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能简单用方法和技术来解释。有学者甚至公开指出成本效益分析的愚蠢。批评者认为,理性分析的理论基础在于市场模型和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而这两者对于公共政策领域的适用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个人的思想非常复杂,是无法用理性人来加以概括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相当一部分是含糊不清而充满矛盾的,在政治生活中,个人之间的观点和价值观各不相同,理性人的假定过于狭隘。此外,市场是原子化的个人之间的交换机制,个人可以脱离集体而独立生活,而公共政策领域之中的个人则必须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下共存,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追求公共利益。所以,个人的自利和市场的生产力模型在公共生活中的应用并不现实,实践中的公共政策非常复杂,富有偶然性。在众多的批评者中,黛博拉・斯通显得十分突出。在《政策悖论:政治决策的艺术》一书中,她提出了政策悖论的概念。斯通认为,在公共政策领域,很多事情并不是只有一种清晰的理论和逻辑,相反,政策过程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悖论。通过政策悖论的理论,斯通试图构建一种与理性分析模型不同的分析模式,她不再寻求通过经济模型的理性分析而得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而是在假定个人思想的丰富性及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创造一个富

[4]

有人性意味的政治分析体系。因此,政策悖论试图创造系统

[3]

公共政策的实证主义已经走向了后实证主义。在后实证主义的体系中,主流的观点认为,现实是多重的,不可分割的;认识是受时间、环境和价值的限制。著名的政策学家邓恩和凯利指出,自从1960年代早期,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开始挑战实证主义。虽然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科学范式的主题不可测量,已经为历史学和哲学

[5]

所抛弃。在社会科学界纷纷对科学范式表示怀疑的背景下,

公共政策领域也掀起一场对政策分析数量化的批评运动。批评者认为,社会政治科学家偏向于集中技术“科学”事实,而把价值放在一边。然而,政策制定的问题在于价值而不在于方式。因此,“单一的数字和技术可以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思想已经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后实证主义者强调公共政策的政治内涵与价值冲突,诸如成本效益分析的技术问题则显得无足轻重。从事实的层面上来看,在美国过去30年期间,政治和价值观的转变的确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和方向。比如,对联邦政府日积月累的不满最终导致了授权运动,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因此得到了扩张。学者们已经开始用“第三阶段”来表明,政策分析是“推动政策决定,而不是取代

[6]政策决定”。

二、政策过程理论的新模型

迄今为止,政策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政策过程的一般模型。以下重点介绍三种新近出现的较有典型意义的过程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种模型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政策改变。

(一)多源流分析

的政治分析,它珍视人类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看重于对政治和社团的探求,窥视在科学真理背后的政治要求。

在政治的公共政策途径看来,公共政策可视为一种变化莫测的政策过程的输出,公共政策是在政治的互相作用中产生的。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各种组织和个人在既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约束和影响下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政策过程是变化多端而难以捉摸的,没有人真正知道政策来自何处,各种不同政策的政策过程也各不相同。

(二)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

多源流分析视角的基本框架最早由金通在1995年提出来。借助于三种源流的指代,金通试图构建出一种与传统政策过程不同的模型。这三种源流分别是:一是问题流,问题流是指对需要政府行动来解决的公共问题的察觉。它包括问题的特性,问题变得更好或更坏,问题是否通过焦点问题突然进入公众或精英的视野,问题是否在现有的政策系统的解决方案中可以得到解决。比如,突发事件、预算的限制、公众的反馈,都是问题流的一部分。二是政策流,指的是专家或分析者通过考察而提出的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政策流包括关于处理问题的技术可行性,以及公众对方案认可的程度。本质上,政策流是探索并选择解决问题的各种建议和方案。三是政治流,政治流指的是影响问题解决方案的政治,包括政府人员变动、公共舆论、选举政治和集团活动等。金通认为,当在某个时间点上,三种“源流”汇集在一起时,问题便进入政策议程,政策方案随之得到了确定。在三种源流中,每一种源流都涉及到政策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个

政策分析和政治的公共政策的背后,是认识论上关于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学者们虽然承认公共政策的事实和价值不能分离,然而,自拉斯韦尔以来的传统一直较为注重统计的、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在行为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问题的解决常常是诉诸于科学方法的适当运用,数学技术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特别是在

1960年代,随着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大规模的政府计划的实

行,数据分析的实验进入了巅峰期。这时候,人们信奉实证主义,相信价值可以中立,相信可以得到普适性的理论。

然而,在当今的公共政策学视野中,从认识论上来看,

・80・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5.2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比较与借鉴

人、集团、部门和机构。当三种源流汇集在一起时,政策窗

[7]

口被打开。

尔会出现重大变迁。

间断性均衡理论的关键在于政策垄断的思想,与政策子系统的思想相对应。政策垄断是指政策制定中,由最重要的行为者所组成的集中的、封闭的体系。垄断者热衷把政策制定封闭起来,因为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垄断者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对政策进行控制。在政策制定的铁三角的构架中,就更有可能产生一个封闭而稳定的体系。但鲍姆加特纳和琼斯认为,政策垄断所把持的“均衡”一旦破裂,对问题的关注就会更加强烈和具有批判性,政策也会迅速改变。随之,政策垄断自身会破裂,或至少会走向更为开放的议题网络。总之,间断性均衡模型的核心点在于,长期的稳定之后会有一个急剧的改变,然后又是一个长期的稳定时期。因此,不能简单用渐进模型来解释政策改变,政策改变虽然有一段相对稳定和不变的时期,但政策不是经常地处在变化之中。

在金通看来,在一般情形下,三种源流在各自的轨迹上运行,相互独立,他们的关系有如不相交的平行线。只是在偶然的某个时间点,两种或三种的源流出现了交叉,交叉点称为“机会窗口”。把这个交叉点称之为窗口,是因为这个窗口的出现意味着政策有可能会改变。政策改变的引发因素可以是对问题理解的改变、政治流的改变、当前解决方案中问题可操纵性理解的改变,也可以是关注于某问题的焦点事件促进了机会窗口的开放。此外,政策企业家不仅有责任促进重要人物关注问题,而且有责任联结问题、方案和政治三种源流。

(二)倡导联盟框架

保罗・萨巴蒂尔认为,分别探讨政治家、压力集团和行政管理者的作用根本就是离题的。他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把政策过程看成是政策倡导者的联盟。以萨巴蒂尔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政策倡导者是那些来自各种职位的人们,比如选任的官员、政府机构的官员、利益集团领袖、研究者等等,他们分享着一个由一系列基本价值、关键性的假定和问题意识所构成的特定的信仰系统,并在一定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一致地行动”。

[8]

三、政策子系统与政策网络

一般来说,公共政策的行为者和制度形成理解公共政策的两个关键变量。前者着眼于公共政策的主体,后者则侧重于公共政策的环境。到底是政策行为者的利益和能力对公共政策有决定性的作用,还是政策制度对公共政策有着更为本质的影响,一直是公共政策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不管怎样,公共政策就是在政策行为者和制度的交互作用下,完成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政策子系统是新近的政策分析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概念。西方学者自1990年代以来在关于政策过程的许多研究中,多次强调政策子系统在政策周期研究中的重要性。根据西方学者的分析,政策子系统也就是政策行为者,由解决某个公共问题的行为者组成。政策行为者的构成十分复杂,纵横交错。政策行为者包括国家范畴的行为者和社会范畴的行为者。具体而言,国家范畴的行为者包括选举官员和任命官员,社会范畴内的行为者包括利益集团,研究机构及大众传媒,国家与社会中间还有起联结作用的选民和政党。从政策参与者的稳定性和制度化来看,政策子系统可分为铁三角和议题网络。从政策参与者的联系纽带来看,政策子系统可以划分出政策网络和政策共同体两种类型。各种同质或异质的行为者在政策子系统中进行利益的讨价还价,在既有制度平台的约束下互相作用,最终形成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一)铁三角和议题网络

倡导联盟框架(ACF)的理论基点在于,在政策领域的政策共同体中,利益集团是有组织的。在倡导联盟框架的典型模型中,2～4个有着共同价值和信仰的倡导联盟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政策领域。这些联盟既包括国家的行为者,也包括社会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者。一般来说,倡导联盟形成联盟的纽带是某种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通常又是建立在对某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公共问题的共识的基础之上。因此,倡导联盟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各个集团走到一起,不仅是共同利益的驱使,也是共同知识和信仰使然。这些集团以他们的共同价值和信仰为基础加入政策辩论,对解决方案进行竞争和妥协。倡导联盟间的竞争由政治掮客们居中调停,因为这些政治掮客们在问题解决中有着利害关系,或者因为政治和睦能给掮客们带来好处。在不危及倡导联盟的核心价值和信仰时,政治掮客们经常可以成功和解倡导联盟间的纠纷。但如果倡导联盟的分歧过大,集团间的信仰体系中无法形成妥协,政策改变就不大可能出现。

(三)间断性均衡

鲍姆加特纳(Baumgartner)和琼斯从进化生物学中借用“间断性均衡”的概念,来描述美国的政策过程。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利益集团政治权力的平衡相对稳定。而一旦公众对公共的理解突然有了变化,或者集团寻求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因此,大多数情形下,美国的政策过程呈现的是一种稳定和渐进主义的总体趋势,但偶

政策子系统的概念最早缘自早期多元主义的批判者。他们提出了“影子政府”的概念,指美国的利益集团、国会和政府在立法和管制问题上达成相互的扶持体系。这种三方互利互惠的关系也被称为铁三角关系,他们对政策过程实行了严密的控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强势利益团体的势力串连国会议员进而掌控政府机关,使得政府机关无法保持中立,

・81・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5.2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比较与借鉴

必然受到利益团体与国会议员的影响,三者形成密切、共生和对外封闭的铁三角关系。可见,以利益为纽带,利益集团和国会及政府之间形成了铁三角的网络关系,用他们自身建立的利益网络关系进行着权威性分配。特别是在诸如农业政策、能源政策乃至社会福利政策等分配性政策的政策领域中,影子政府享有高度的自主性,起着支配性的作用。铁三角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关系的互相增援的属性。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政府部门、国会委员会和利益集团有着相同的问题和目标,他们互相合作,各取所需。对于处在受管制对象的利益集团,作为管制者的政府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而是进行协商和妥协。三方合作的结果往往是各方都得到了利益,因此铁三角关系非常稳定。鲍姆加特纳和琼斯把这种关系称为政策垄断。

然而,由于铁三角理论内在地建立在各方利益一致的合作基础之上,一旦合作各方出现了冲突,将意味着铁三角关系的崩溃。冲突的诱因首先来自铁三角之外。事实上,在铁三角关系的既定模式之下,总会有新的利益集团试图进入铁三角的内部,实现他们所要求的行动进程。这些新的议程要求对于既定的铁三角关系产生了冲击,它们往往提出了原有的利益框架相冲突的问题。另一方面,国会委员会和政府部门之间也会由于某些基本观点的不同而产生冲突。而如果国会委员会和政府部门在某个问题形成了冲突,难免波及到其它问题,最终会导致铁三角的全面冲突。在冲突面前,铁三角要么被迫吸纳新的行动要求,放弃原有的政策计划;要么被迫宣布铁三角的瓦解,采取新的决策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提出,铁三角的概念已经弱化,议题网络的概念有取而代之的意味。在这方面,休・赫克拉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赫克拉认为,利益的代表并不总是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化下来的,铁三角的概念无法完全解释网络中的利益代表关系,这就是铁三角概念实用性减弱的原因所在。为此,他提出了议题网络的概念。“观察者执迷于寻找少数强有力的行为者,却忽略了另一种网络关系形成的联结是观念或感情,通过观念或感情形成了议题网络。在议题网络的视野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支配公共政策的网络群体,没有谁能够真正地控制公

9]

共政策。”[　议题网络的提出,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对政策子

参与者的关系是依靠彼此间的直接经济利益比较稳定地联合起来,以此来控制小范围的公共计划。而议题网络而刚好相反。在议题网络看来,参与者频繁变动,公共计划受问题和政策本身左右。而且,网络的纽带在于共同的知识构成和思

[10]

想感情,而不在于直接的物质利益。”可见,与铁三角相

比,议题网络的人事变动频繁,是非常不稳定的体系。如果从排他性和依赖性的角度来看,议题网络是一个低度排他和低度依赖的网络,与铁三角高度排他和高度依赖的属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政策网络和政策共同体政策网络指在政策过程中把国家和社会行为者联结起来的力量,在规划和形成公共政策过程中,政府部门间及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政策网络。理查森等人认为,“政策网络的概念在公共政策或政治科学领域的出现与应用,主要起源于现代国家机关推动公共政策时,越来越不容易通过相关部门动员到所有必要的政策资源,往往必须依赖政策利害关系者的合作,结合与动员原本分散的社会资源,达成在和谐的集体行动过程中解决政策问题,而政策网络正是这

[11]种稳定与持续关系所形成的互动形态。”可见,理解政策网

络的关键在于其资源依赖的属性。政策网络就是各个个体的或者组织形态的行为者,以共同利益或共同信仰为链条,同其他个体或组织结成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各个政策网络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就在于这种资源依赖关系的不同。

英国学者罗得斯是政策网络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罗得斯认为,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相作用形成了政策网络,这有助于规划政策和形成政策。他指出,政策网络因“整合度”的不同而不同。这种整合度是由成员职能的稳定程度、成员身份的限制程度,与其它网络和公众的隔离程度以及所掌握资源的属性等决定。一般来说,成员的关系稳定,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与其它网络的严格隔离,表明政策网络的整合力较强。相反,庞大的、结构稀松而多重链条的政策网络的整合力较弱。依照这个标准,铁三角的整合力显然较高,而议题网络的整合力较低。在美国,关于政策网络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兴趣。在罗得斯之后,有学者提出,网络往往有着“空心化”的特征,即使是最制度化的网络也没有明晰的领导。而关于政策网络的分类学说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有的学者提倡从国家和社会行为者的目标和行为策略是否达成共识来划分政策网络。也有的学者从成员性质、整合情形、资源和权力分配情况等多重标准对政策网络进行划分。

总之,关于政策网络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关于政策网络的定义和类型上,美国学者、欧洲学者和英国学者乃至我国的台湾学者都分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形成了近十几年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一大亮点。然而,不管怎样,政

系统的解释。在这里,直接的利益关系让位于观念或感情的联结。在议题网络看来,随着参与者的更换,政策过程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休・赫克拉并不是否认“铁三角”的存在,他只是指出子系统的成员和机能并不像有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么封闭和刚性。为此,休・赫克拉把政策子系统设想为一个光谱,光谱的一端是铁三角,另一端是议题网络。“铁三角和影子政府的概念假定,一小群参与者成功地获得主导地位;议题网络则不然,它是由大量的参与者组成,这些成员之间的责任各不相同却互相依存。铁三角和影子政府认为,

・82・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5.2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比较与借鉴

策网络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利益导向的本质。政策网络的参与者之所以加入网络,是为了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这种以共同物质利益为联系纽带的特性,正是政策网络和政策共同体的区别所在。

从1980年代早期,学者们就开始区分政策网络和政策共同体的概念,虽然这两个概念在后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混用的情况。威尔克斯和莱特提出,虽然在一些文献中,共同体与网络的意思相似,但为了更好地分析公共政策,应该区分共同体与网络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共同体的涵盖面更广一些,包括所有与政策规划有关的行动者。而网络指的只是共同体中常规地交互行动的一部分行动者,它的指向一般是较为核心的参与者。因此,“网络显然可以凝聚成为共同体,

[8～P67]

共同体也可能分解成网络。”后来的研究表明,威尔克变着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的学科。由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公共政策研究不可能诉诸于一个一成不变的分析框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切入点,往往可以得出相得益彰的结论。或许,这也正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MichaelHowlettandM1Ramesh:StudyPublicPolicy:PolicyCyclesandSubsystems,1995,OxfordUniversityPress,Page31

[2]OwenE1Hughes:PublicadministrationandAdministration,publishedbyPalgraveMacmillan120031page1131[3]HenryS1Richardson:DemocraticAutonomy:publicreasoningabouttheendsofPolicy,2002,OxfordUniversityPress1Page1191

[4]DeborahStone:PolicyParadox:TheartofPoliticalDecisionMaking,2001,W1W1NortonCompany,Inc1

[5]WilliamN1DunnandRitaMaeKelly:Introduction:AdvancesinPolicyStudies,WilliamN1DunnandRitaMaeKelly:Advancesinpolicystudiessince1950,1992,TransactionPublishers,Page2-31

[6]OwenE1Hughes:PublicadministrationandAdministration,publishedbyPalgraveMacmillan120031page1171

[7]ThomasA1BirklandAnintruductiontothepolicyprocess:Theories,Concepts,andModelsofPublicPolicyMaking,2001,M1E1Shape,Inc1Page2241

[8][英]米切尔・黑尧1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M]1赵成根(译),

斯和莱特在概念上的这种区分的确有所帮助。政策共同体的联结纽带往往是专业知识,政策共同体的构成人员,经常是专门研究、理解、协调和解释一个问题的专家,而政策网络则是以物质利益为粘合剂。政策网络和政策共同体适用于不同的政策问题,在一些政策问题上,更有可能形成政策共同体;在其它的政策问题上,则更有可能形成政策网络。

四、结语

从近20年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发展来看,虽然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寻求一个整合的研究体系,然而就目前的观察来看,依然没有一个压倒性的理论和模型能够占据公共政策学的绝对主导地位。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模型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对公共政策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格局。公共政策这种交响乐式的研究局面不仅表现在政策过程的诸多并存的模型上,也表现在新近出现的政策网络的各种概念及学说当中。究其一点,公共政策是研究现实中不断演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11051

[9]MichaelHowlettandM1Ramesh:StudyPublicPolicy:PolicyCyclesandSubsystems,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Page1251

[10]MichaelHowlettandM1Ramesh:StudyPublicPolicy:PolicyCyclesandSubsystems,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Page1251

[11]刘宜君1谈政策网络的概念[OL]1http://www1npf1org1tw/PUBLICATION/CL/091/CL-R-091-0081htm1

责任编辑　杨海洋

TheProgressintheWesternPolicyStudy

CHENQing-yun,YINYi-fen

(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Thepolicysciencehasdevelopedintoastageofreflectionandmadesomeobviousprogresssince1990’s1Thescholarsclarifiedthestatusquoofsomechaoticrealityandtriedtointegratethedivergentstudy1Inordertodothat,scholarshaveputforwardseveralnewmodelofpolicyprocessandaddedthestudyofpolicynetworkintoit1Itshowsthattheemphasisofpolicystudyhastranferedfromthestaticanalysistothedynamicanalysis1

Keywords:post-positivism;policyprocess;policysubsystem;policynetwork

・83・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