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民粹主义探析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民粹主义探析

作者： 王馨伟 耿仁杰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0年第06期

[摘要]民粹主义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和思潮,但其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歧义性。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民粹主义的概念、理论进行梳理,特别是对民粹主义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研究能够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寻求对民粹主义有一个完美恰当的解释的过程中,充满着各种错觉和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东西,其结果并非总是令人满意的。”①(保罗·塔格特语)作为一个概念,民粹主义已经被讨论和研究了一个多世纪,却至今难以形成一个较为清晰和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定义,一代代学者和政治家们都试图给民粹主义一个明确的界定,然而至今民粹主义仍然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甚至连一个严格意义上统一的称谓也并不存在。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世界各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实践,进而拼凑出了我们今天面对的民粹主义。 一、关于民粹主义的概念

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学者在完成这种从现象到概念的理论提炼时,就有着迥异的结果。总的来说,“民粹主义”的概念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民粹主义指的是一种社会思潮,其核心特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对人民的“崇拜”。在广义上的民粹主义者看来,“人民”一词象征着某种高尚的群体道德,而民粹主义也有一种鲜明的特征,即对人民、民众的极大推崇,“人民崇拜”成为了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标签。其次,很多时候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现代化危机的反映,因而民粹主义中包含了很多对现存政治体制的反抗,这种批判性和反抗性赋予了民粹主义很大的动力。再次,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体现出一种以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为主要形式的特征。并且,在平民直接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往往容易滋生出大众非理性的狂热情绪,甚至产生了某种破坏性和反智主义倾向。

受政治实践的具体情况差异决定,民粹主义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歧义性,因此对其进行范畴层面的界定就尤为重要,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民粹主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之中,民粹主义来源于俄国民粹派的政治运动:19世纪60年代,俄国精英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到人民中去”的运动,从那以后,民粹主义以及民粹派的术语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同广义上的民粹主义思想不同的是,俄国民粹主义在思想主张着重强调了在以村社农业为主体的俄国,存在一种绕过资本主义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也就与美国的人民党运动等民粹主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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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实践有着很大不同。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都针对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有过专门的论述,特别是列宁,对这种结合了俄国具体国情的民粹主义思潮有着深入的研究,并且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到肯定其中积极因素的过程,也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探讨民粹主义提供了理论框架。在这个经过限定的概念中,民粹主义思想有以下几种特征:

首先,在人民性上,俄国民粹主义同广义上的民粹主义一样信仰和崇拜人民。并且“人民”的概念在民粹派看来,基本上是指俄国社会中低层的农民和一部分的工人无产者。“到人民中去”的口号就是对这种人民崇拜的反映。其次,俄国民粹主义者把村社理想化,企图通过利用村社中存在的某种社会主义精神,达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在民粹派看来,因此,俄国需要村社,在这种所有制下,能合理进行农业合作生产,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可能存在的基石。

更为重要的是,民粹主义在社会政治纲领方面特别强调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主张是以视村社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土壤这一观念出发的。俄国民粹派因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而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天然的敌视,在这种主张的背后,俄国的落后反而被表述成为它的优势。

二、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一) 马克思对民粹主义思想的认识

马克思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研究虽然在著作中少有提及,但其晚年正值俄国民粹派实践的高潮,其对民粹主义的思考当是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的。依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统一性概念的“人民”是不存在的,因为历史是由各阶级间的斗争推动的,并且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种形式都是由“历史必然性”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事实上,在晚年对俄国村社制度和民粹派实践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后,马克思本人的态度变得谨慎,在价值层面上也希望俄国能够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②,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③。马克思甚至一度不再否定俄国村社具备向社会主义形态过渡的可能性,这体现在马克思对米海洛夫斯基对其质疑的某些回应,以及后来回复查苏利奇的信之中。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基本上明确了《资本论》是针对西欧各国,而俄国的情况并不能片面套用,并且承认俄国的村社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内在先进性。

当然,马克思只是“走近”了民粹主义,而他不会“走进”民粹主义,更不会消失在民粹主义之中④。遗憾的是马克思对经济落后国家政治发展不同路径的可能性的考察最终并没有完成,但其晚年对民粹主义的关注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中各自不同的革命模式埋下了种子。 (二) 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相对于马克思,列宁作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更为深入。列宁在登上政治舞台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问题,他早年坚持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必须要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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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粹主义进行了多次批判,即“俄国是个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⑤总的来说,早年的列宁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包括马克思晚年某些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加之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与包括米海洛夫斯基在内的民粹派知识分子针锋相对,但在文化传承上又深受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粹派导师的影响。

1905年以后,随着对俄国国情的重新认识,列宁开始重视和借鉴民粹主义思想,认为民粹主义理论包含着那个时代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的反农奴制斗争的真谛,即“民粹主义的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⑥。列宁还认识到社会主义可能会从落后的国家率先取得突破,也就是为俄国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列宁对此的解释是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更为具有决定意义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⑦。列宁回避了俄国民粹派对民众和知识分子对立关系的观点,但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批判地借鉴了民粹主义的某些观点,并将之融入到了自己的学说之中,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十月革命成功后极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苏俄实行了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虽对战争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本质上是冒进的,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规律,忽略了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长期性。因此,列宁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应该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俄国发展道路的一次正确修正,列宁主义根据俄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辩证的发展,这一点也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影响颇深。

(三)民粹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影响以及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与自由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混杂在一起实现的,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就很受民粹主义影响,其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就有体现,这两篇文章在当时传播甚广,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并且对很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可以说,民粹主义确实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且作为源头深远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9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又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不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关于毛泽东所创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同民粹主义是否产生瓜葛的问题,则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范畴。在这个问题上,胡绳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依照胡绳的论述,至少从俄国民粹派试图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维度考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非民粹主义的,是科学地结合了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这具体体现在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几次批判,包括毛泽东关于七大所讲的“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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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⑧,还有1944年写给博古的信中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⑨等论述。可见毛泽东本人在当时是警惕这种民粹主义思想的,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在于在中国的国情下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避免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而非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列宁主义中具体国情具体分析的革命辩证法,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新路,并且成功地按照这条道路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三、结语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愈发凸显,底层民众积聚的不满情绪得不到释放和宣泄,各阶层群体的诉求没有制度性的表达空间,这样的环境正是民粹主义滋生的温床。因此,从引导和规避民粹主义思潮泛滥、选择理性的发展道路这个维度上,执政者和民间力量如何在制度上继续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将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我们最终能否构建起政治文明、能否在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上走稳走好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者简介:王馨伟(1989—),女,黑龙江大庆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从事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