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笔记小说略论

唐代笔记小说略论

摘 要：笔记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近年来成为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对象。本文主要从何为笔记小说，笔记小说在唐代取得了什么样的发展，唐代笔记小说的地位及其价值和优缺点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唐代 笔记小说 发展 地位 价值

唐代作为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高潮，产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作品，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众多的财富中，笔记小说可以算是唐代这个文学桂冠上众多的明珠之一。唐代笔记小说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一些著名的文人学士、朝廷官员都曾写过小说。牛僧孺、刘知几、高彦休等人，都有出色的作品传世，为后人展示了广阔的唐代社会生活的画卷，唐代笔记小说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例证，也进而成为研究唐代总体概况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

鲁迅先生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与传统意义上记人写事具有完整情节，继承并发展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发展起来的唐代传奇小说一样，唐代笔记小说也有其自身的地位，起着上承魏晋南北朝，下启两宋的重要作用，对于以后笔记小说的发展成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相比，在其内容上除继续着魏晋时的记述神灵鬼怪的传统外，还大量记载人间世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生活气息也更浓厚，这是唐代笔记小说创新开拓有所发展的一个方面，以下就从唐代笔记小说的几个主要方面做

一个简要的探讨。

一、笔记小说及其在唐代的发展概况

笔记二字的含义初为散文，用来与辞赋等韵文等相区别，程毅中在《漫谈笔记小说及古代小说分类》中认为以笔记为名的书大概始于宋祁的《笔记》（原名为《景文笔录》，又称《宋景文笔记》），宋祁的《笔记》在内容上、形式上已具备现代概念的笔记意义。继而出现了《老学庵笔记》、《芥隐笔记》等。到了清代以笔记命名的书更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二：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见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1]1646这段话可以作为追溯笔记小说的源头和成因的一段参考性资料，同时也说明了笔记小说的内容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容。

唐代的笔记小说还较少用笔记来命名，更多用录、载、记等，而用笔记的较少，如《贾氏谈录》、《朝野佥载》、《剧谈录》等。正如唐代其它的文学样式一样，在印刷业尚未成型的唐代，虽有版刻出现在当时，但早期的刻本大都为历书和佛道文献之类，因而众多的唐代作品因手抄的原因并没有大规模发行。《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2]36 从材料中看出，有记载的刻印经典作品的开始，始于五代。唐

代的笔记小说，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除那些广为传抄的作品外，相当一部分现只知其存目，或只见他书引用的只言片语，难窥全貌。周勋初先生的《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共收录57部小说，这些笔记大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作为正史的补充材料，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但是唐代的笔记小说不仅局限于此，《说郛》中收录的标明为唐代人所做的著作约为90部左右，比如李淳风《感应经》、锺辂《前定录》、王献的《炙毂子杂录》等著作都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研究。

此外，因为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家没有将笔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因而也造成了一些分类的混乱，比如《封氏闻见录》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分部于“史录·杂传记类”，《崇文总目》中入“传记类”，《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及《文献通考》入“小说类”，《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杂家类”。另外一些侧重记录史实的笔记，又如《贞陵遗事》、《明皇杂录》等，在某些书目中也划归了“杂史类”。总体来说，大部分的目录学家还是把笔记划入杂家类和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小说家类》序曰：推求小说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1]1834从这里可以看出，四库馆臣们仍把笔记和传奇志怪小说、笔记小说划在一起。但是已趋向把笔记划成独立文体，即多划归为“子部·杂家类”，即使有部分的的作品被划入“小说家类”，也又归于“杂事之属”，如《明皇杂录》即是如此。分类的混乱使很多作品在传抄过程中的书名也产生了混

乱，如一部《尚书故实》，就有《尚书故事》、《张尚书故实》、《尚书谭录》等异称，这种情况同样不利于笔记小说著作的流传保存。 总的来说，唐代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作家，也创作了很多笔记小说作品。但唐代笔记小说著作多有散佚,流传至今的著作也是讹误之处甚多，善本稀少,靠辑佚得以保存者,辗转抄覆,窜乱脱漏之处很多。而古书的收藏更是星散零落,难得一见。要对唐代笔记小说做系统性的分析研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二、唐代笔记小说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走向觉醒和独立的时期，就其文学的主题、题材、技法以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而言，都非较为单调的两汉文学所能相比，而笔记小说这一文体在经过了秦汉的萌芽状态，也进入了一个创作的高潮期。产生了如《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世说新语》、《西京杂记》等一批作品。就其代表作品《搜神记》而言，大抵以人物为中心，故事完整，叙事生动，董永、嫦娥奔月等故事已经是成熟的小说短篇。整体来说，魏晋时期的笔记小说内容主要是记怪和记人，形式上也多有简单的情节，或纯属虚构，或杂有想象夸饰，但与后来的笔记小说比较来看，存在着创作数量少，内容较单一，神仙鬼怪成分过多等特点，这一时期可以看做是笔记小说发展的初始阶段。

入隋一代，短暂的王朝虽然在文学发展上比较乏力，笔记小说的作品有杜宝的《大业杂记》、王通《文中子》等，总体来说未有较大成就，但统一全国，开凿运河，推行科举等措施却为唐朝的全

面繁荣打下来很好的基础。

唐代的文学家在继承并发展了魏晋笔记小说，在情节结构、语言运用上加以改造，创造了唐传奇小说和唐笔记小说这两种同源但不同形式的文学体裁。唐传奇这一文体是唐代小说的代表，其故事和题材部分直接取材于六朝志怪小说，但更注重形象的塑造、叙述表达、文辞修饰等方面。而笔记小说在延续继承着魏晋六朝时的风格之外，又有其创新之处。

一方面，唐代笔记小说延续继承魏晋六朝小说。六朝笔记小说中有大量的志怪成分，而唐代佛道盛行，因此在笔记小说的创作上也多有这方面的内容反映。比如在张鷟《朝野佥载》中，卷一前五条中就有四条就是关于占卜相面之事的，而在全书中如吃人之事以及神仙鬼怪等描述比比皆是。牛僧孺《玄怪录》记载了南朝梁至唐大和年间神奇鬼异之事，张读《宣室记》大多记载了神仙鬼怪狐精、佛门休咎故事，这些笔记小说在内容上和魏晋六朝时笔记小说的记载范围大体相同。除了内容上的相近，两者的记叙手法也是相近的。比如《大唐新语》，就是仿照《世说新语》的体例编写而成的。大体都为记载一件事情时，都有简单的情节，并且故事有头有尾，情节完整。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唐代笔记小说继承魏晋六朝小说的地方。

另一方面，唐代笔记小说又有开拓创新的一面。具体表现在：首先，创作数量增多，形式更加自由灵活。唐代笔记小说的创作数量是前代所不能比的，同时唐代作家更加自由，不拘一格的进行创

作，作品也呈现出丰富的样式。《次刘氏旧闻》记载了唐玄宗的有关情事，《北里志》短短十几条，即成一书，《因话录》按宫、商、角、征、羽分为五部等等。字数、篇幅、体例等都有很大的自由。其次，材料来源丰富，反映的社会风貌更加全面广阔。《唐人笔记考索》中对笔记的来源归纳为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一是访谈，二是参考前代或当代典籍。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国史》的编纂、对《国史》的剪裁、传记杂史类小说的滋生等几种情况。[3]72这些都给唐代笔记小说带来了丰富的内容。最后，志怪成分减少。李肇《唐国史补》序云：“ 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记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4]158明确提出了占卜、鬼怪成分都不在记录，这也是一大进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唐代人创作笔记小说时的一些原则。 总之，唐代笔记小说既有魏晋六朝笔记小说的特点，又有自身的创造发展之处。唐代笔记小说的这些特点，广为后代笔记小说创作者所接受，也成为后代写作的一个典范。后来的宋、明清笔记小说，基本按照唐代的样式发展，没有超出唐代笔记小说的内容体例。 三、唐代笔记小说的价值

唐代笔记小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唐代修史之风大盛，有些史学家就把一些异闻琐事用笔记形式着录。如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刘餗在其《隋唐嘉话》序中云：“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小说之末。”[4]92史学家的这种做法使得笔记与志怪传奇小说逐渐分头发展，促使笔记体进一步发展成熟。他们

在笔记中更多地记载人事、史实、典章制度、琐谈等，对于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如《纂异记·浮梁张令》中尖锐地揭露张令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他求生时不惜许下重愿：“何术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计所值不下数十万，尽可以献于执事。等到天府许他延寿五年后却又赖帐不还，“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赡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4]518这个故事还揭露了金天王是贪赃杠法的神，刘纲是徇私舞弊的仙官。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这种风气，同时也可以表达作者对于这种无耻行为的讽刺。

又如《酉阳杂姐》，全书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所收录的材料很多，可资谈助、采掌故、供考证之处也不少。如“尸岁”篇之志丧礼，“贬误”篇之考弹棋，“寺塔记”之记叙寺庙，记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考察社会风情，了解社会变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还要注意的一方面是，在用笔记小说验证史事时，还要多方考证其真实性。《新唐书·艺文志》载：

郑虔，郑州荥阳人。天宝初为协律郎，集掇当世事，着书八十余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仓惶焚之，坐谪十年。 没有证物的情况下，郑虔仍坐谪十年，可见唐初对于编修史书的管制的严厉。

《唐会要》卷六十三载：

贞元元年九月，监修国史宰臣韦执谊奏，自今以后，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锁，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仍请永为例程，从之。[5]1097

韦执之所以这样的主张，原因在于其时的国史修撰中“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这就说明了一直到唐德宗年间，国家还是对私人修史有一定的限制，审查的出现，对于有损于国家的资料，因为国家强制力的约束，作者在进行笔记小说的创作时难免受制于政治压力，势必进行删除或者修改，影响史料的真实性。

综上所述，经唐一代，笔记小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唐代的文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拓展了笔记的表现范围，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关注唐代社会总体风貌。唐代的笔记小说弥补了诗歌因其难以详尽讲述典故史事的弊病，其创造的笔记样式为后代所接受，为宋代笔记小说的全盛提供了坚定地基础。同时也给唐代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涓涓细流，滋润着唐代，乃至其后文学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