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老舍和左翼文学关系疏离原因探析

沈从文\\老舍和左翼文学关系疏离原因探析

作者：翟瑞青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06期

〔摘要〕 老舍和沈从文与左翼文学流派的关系较为疏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少数民族身份所致。民国之后革命派对满族的排斥，导致老舍对政治和革命的恐惧，以至于站在冷眼旁观的位置。满清王朝对湘西苗族的血腥镇压和沈从文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汉族对苗族无辜百姓的杀戮，使具有苗族血统，具有多年从军经历，看透了所谓“政治”和“革命”本来面目的沈从文对政治和革命极为反感。他们都是在“五四”启蒙精神的感召下登上文坛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促使他们仍然传承了传统文化再造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题精神，追求文学的独立价值，反对文学依附于政治。

〔关键词〕 老舍；沈从文；少数民族身份；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6－017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07BZW051） 〔作者简介〕翟瑞青，《德州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山东德州 253023。

钱理群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这样评价沈从文：“接受‘五四’启蒙思想，了解西方文明，动用丰富的乡村性生活积存，来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1〕“他不是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写农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不是从现代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颓下，他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2〕实际上这也基本上适用于老舍。在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和沈从文都是游离于左翼文学主潮之外的著名作家。他们基本上不涉足政治，对“革命”采取主动疏离和逃避的态度，究其原因，当然较为复杂，但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老舍和沈从文都是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呈现于现代文坛的，是最能体现自身少数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魅力的作家。少数民族身份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眼光，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政治、党派斗争普遍采取排斥的态度，不赞成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更不赞成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政治的附庸，极力坚守“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坚持文学自身独立的立场，并为此而受到左翼作家不同程度的攻击和批判。 （一）

中国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共生的国家，但文化传统却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自古以来对少数民族采取同化和排斥的态度，老舍和沈从文自幼生活在他们各自少数民族文化生态背景之中，满族和苗族文化的生态背景对他们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和制约是非常强大的。两人都是在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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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一些看法的童年时期就强烈感受到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差异和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尤其是具有巨大历史进步意义的辛亥革命对这两个少数民族的极大冲击，这成为他们内在民族心理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成为他们日后对政治缺少兴趣、对阶级和党派之间争斗充满厌恶的思想根源，促使他们自觉地站在了左翼主流文化之外。和其他作家文化身份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其他作家从“五四”时期对文化、文学变革的关注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关注的时候，仍然致力于文化变革的探讨和文学审美的完善，与此同时这种少数民族身份还决定了他们在反思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时候与一般汉族知识分子的视角有所不同，在其他作家仅仅是进行中西文化对比的时候，他们又把自己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了重要的参照系统。

老舍幼年虽然生活在京西贫穷人家，但这里却是典型的京旗人生活圈子，天子脚边，皇城根下，正宗的皇族血统。对京旗人来说满族要比其他种族有着鲜明的优越性。然而晚清以降，大清王朝在内外夹击下迅速败落，以至于最终消亡，尤其是辛亥革命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以后，满族群体地位迅速边缘化，从贵为统治者，“人上人”，“惟我独尊”的满清皇朝后裔，一下子滑落到被国人侮辱、歧视、唾骂、诋毁（卖国贼）的地步，被“丑化和妖魔化”为“腐化颓废、游手好闲、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等堕落的民族，甚至被人看作把中华民族引向灾难深渊的历史罪人。生活也由原来的“铁杆庄稼”拿“饷银”以维持生计，到民国时期因无生活技能而被逼当洋车夫、巡警，帮别人糊顶棚、洗衣服（老舍的母亲即以此为生），甚至沦落为妓女。落差之大是京城满族群体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瞬间发生的这一变化，对满族群体的心理冲击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整个满族群体的民族自尊心由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对老舍的民族心理认同机制的形成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父亲舍命救国，母亲对自己的生命教育，周围人如刘寿绵大叔的乐善好施等等，老舍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和认同世人对京旗人的态度和看法，他从中看到了这些革命党人的狭隘民族心理。当然晚清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也使得老舍内心一直背负着是清王朝把中华民族引向了濒临灭亡边缘的精神重压。之后的军阀混战更像是在京城频繁上演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中国人自己的内讧导致的结果却是外族的侵略，同时“自由”带来的却是社会秩序的日益混乱和纲常伦理的日渐崩塌，但对旗人的歧视却没有丝毫改变的事实，致使正值少年时期的老舍在以后很长时期内社交圈子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满族朋友之中，就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敏感于自身满族身份的老舍也一直站在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位置。他在《老舍自传》称：“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老舍对“革命”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在前期作品中常常要嘲笑具有激进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学生运动、“革命者”，“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 这一点从他早期创作的《赵子曰》、《猫城记》等作品中就能看出。原因就是“老舍的民族心理是敏感的。他在自己思想还并不成熟的少年时期遭遇了辛亥鼎革，这场大事变给当时的他所留下的印象，恐怕是负面居多。”〔3〕晚年的老舍曾这样说：“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似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4〕这样的心态使得老舍内心变得极为复杂无所适从。老舍后来在《小型的复活》中说：“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敬老母。”〔5〕在《我的自传》序诗中这样写道：“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童年习冻饿，壮年饱酸辛。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6〕早期这种“无君”、“无父”、“末世人”的被边缘化心绪显然和他身处民族关系异常的社会有关。在长达20余年的早期创作生涯中，老舍尽量遮蔽自己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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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直到解放后，在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亲耳听到主席称赞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尤其是对康熙皇帝的高度评价，才真正打消了老舍长期以来心中的顾虑，紧接着在《茶馆》、未完成的《正红旗下》等作品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沈从文的苗族血统并不纯正，早年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身上还流有苗族人的血，他在《从文自传·我的家庭》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祖父本无子息，祖母为住乡下的叔祖父沈洪芳娶了个苗族姑娘，生了两个儿子，把老二过房做儿子。照当地习惯，和苗人所生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与文武科举，因此这个苗女人被远远嫁去，乡下虽埋了个坟，却是假的。我照血统说，有一部分应属于苗族。我四五岁时，还曾回到黄罗寨乡下去那个坟前磕过头，到一九二二年离开湘西时，在沅陵才从父亲口中明白这件事情。”〔7〕由此可见，苗人地位的低下在沈从文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自幼生活在湘西这块以苗族为主，汉族、土家族杂居的土地上，沐浴在湘西苗族文化氛围之中，沈从文早就为这里苗、土族自由、强悍、豪爽、侠义、敬神等富有原始生命强力的精神所浸染，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性又陶冶了他爱美的性情。然而这里却是“历来被排斥在文明社会之外……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历代被鄙夷为‘贪残难训’的土蛮和苗蛮，被统治者作为讨伐和征服的对象”〔8〕，但他们却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屡屡反抗统治者的讨伐和征服。清朝对湘西实行“改土归流”之后，大量汉民才开始迁入这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汉民对当地苗族人民的压迫和歧视也越来越严重，由此开始，“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产生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9〕。同样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在带给满族群体灾难的同时，带给苗族的更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这在沈从文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在《从文自传·辛亥革命的一课》中详细描写了湘西的辛亥革命是以一场对苗族的血腥杀戮而告终的，其惨烈场面目不忍睹，长达月余未止，最后“革命成功了，各处悬上白旗，写个‘汉’字”完事 。汉族对苗族人的歧视和杀戮，给初涉世事的沈从文上了生动难忘的一课。“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这也影响到沈从文“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10〕

从十五岁开始他就在地方军队中从军谋生，直到1922年离开湘西，五年当中沈从文经历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无数的战争，亲眼目睹了战争所带给当地百姓的是生命和财产的无谓流失。战争过后所变的仅仅是走马灯似的地方权利移置，无论什么人掌权，带给老百姓的都是今不如昔。“自从民国以来，二十年中沅水流域不知经过几十次大小内战，许多人的水上事业，在内战时被拉船、封船、派捐、捉伕的结果，事业全毁了。许多油坊字号，也在兵匪派捐勒索各种不幸中，完全破了产。”〔11〕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得沈从文对社会、对人生、对种族有了别人无法感受的经验：“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读‘子曰’的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12〕正如杨联芬所说：“濡染在以咀嚼杀头为乐事，经历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频繁的屠杀，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学绝大多数作家完全两样的人生经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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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现代作家，由于生态环境和少数民族身份的影响，老舍和沈从文都在童年时期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动乱和党派冲突，看到了太多的政治纠葛，国与国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种族之间，对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和风云变换的政治变革都有着切身的生命体验，他们的父辈都是直接参与战争的军人，然而除了后来的抗日战争，其他无论什么战争和政治变革均没有给两位作家留下好印象。战争和变革带给两位作家的不仅仅是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无辜百姓生活日渐贫困，战争还使他们失去了亲人或者家庭的温馨，甚至失去了赖以生存栖息的家园国土，尤其是种族之间的战争更让他们失去了精神家园，所以战争带给他们的是更加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具有巨大历史进步意义的辛亥革命，实际上给满族和湘西苗族带来的也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以后的军阀混战更是把这两个少数民族推向了历史的深渊，他们自身的文化、生活均遭受了重创。沈从文这样评价战争：“战争的意义，简单一点说来，便是这类动物的手爪，暂时各自返回原始的用途，用它来撕碎身边真实或假想的仇敌，并用若干年来手爪和脑子相结合产生的精巧工具，在一种多少有点疯狂恐怖情绪中，毁灭那个妄想与勤劳的成果，以及一部分年青生命。”〔14〕为此，他们憎恶战争，远离政治，但又为中国的现实状况而担忧，却又找不到出路。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思想赋予人们的重要价值是个人的独立、自由和平等，追求的是人的现代性价值，这同时也是政治制度建立的正当性基础，他们二人才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自己和自身的文化。 （二）

两位作家的创作都是起步于1920年代，真正的文学创作几乎和左翼文学兴起同步，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登上文坛的，如果不是“五四”，他们的人生历程可能就被改写。正如老舍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中所说：“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15〕更主要的是，“‘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其次是：‘五四’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自从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16〕确切地说，是“五四”的“反帝爱国”激起了老舍久已潜藏于心的爱国主义情感，看到了国家复兴的希望。也正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才使沈从文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湘西王”秘书的职位，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一九二二年左右，‘五四’运动余波到了湘西。我正在酉水流域保靖县一个土著部队中，过了好几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也因之认识了些旧中国一小角隅好坏人事。在这种情形下，来和新书报接触，书报中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意义，和新社会理想希望，于是煽起了我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勇气，由一个苗区荒僻小县，跑到百万市民居住的北京城。”〔17〕我们从《从文自传》中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给沈从文的心灵震撼：“开始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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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委屈过日子了。”〔18〕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感召下，他们二人都冲出了自己原来生活的少数民族文化圈子，在“五四”文化运动落潮之际，在新的文化圈中试图通过文学找寻民族振兴之路。

正是抱着这样的文化心态，1924年老舍开始走出国门，踏上给中国和满清王朝带来屈辱和灭顶之灾的大英帝国的国土，走进既恨且爱的欧洲文化中心，开始直面西方的现代文化。帝国主义虽然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家国之难，但他却能够用理智且辩证的心态接受和看待西方文化思想，正是西方现代文化赋予了他一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眼睛和视点，对市民文化，尤其是混合着满汉文化传统的京味文化，确切地说对北平的旗人文化进行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厘定。在老舍看来，先前彪悍骁勇的满族文化现在陷入了停滞和陈腐的泥潭，因为清政府设定的“八旗制度”使它早已失去了原有的生命活力，随着清政府的日趋没落而到了“残灯末庙”的地步，他要用西方的这种科学务实积极进取的精神激活和拯救日益衰微的满族文化，为此在中西文化比较对照的艺术视野中创作了大量为人称道的文学作品。但在这种分析和厘定过程中，老舍充分地肯定了西方积极进取、求真务实的文化性格和科学精神，对传统腐朽文化进行了大胆剖析和批判，成为继鲁迅之后致力于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最引人注目的作家。老舍生于这种文化，最终成为这种文化的反省者和批判者，并且坚定地认为，“中国的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不仅仅是缺乏坚船利炮，文化思想观念的落后才是造成中国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长期积淀于人们心里深层的封建文化思想意识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态度和价值标准，成为人们行动的羁绊和个性解放的绳索。”〔19〕在《赵子曰》中的李景纯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理想：“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命死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各人走的路不同，而目的是一样，是改善社会，是教导国民；国民觉悟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20〕

然而，当沈从文带着美好的愿望告别故乡，来到北京这个文化大都市时，一切都不是像他事先预想的那样。一方面，城市在他眼中犹如一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人们“同虫蚁一样的，在庸俗的污泥中滚爬”，为此感叹“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血液的我，二十七岁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21〕升学的无望，生计的无着，贫困、疾病，还有不被理解的孤独，这一切都时时困扰着沈从文敏感而单纯的心境。尤其是汉民族在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的生存困境下依然表现出的专制、争斗、媚外、贫穷和落后，汉文化浸润下的知识分子所呈现的虚伪浅薄、萎靡不振，使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进行着痛苦的挣扎。尔后的生活又强化了他心中被外族侵略的痛苦。在进行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同时，沈从文也和其他进步作家一样试图寻找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的强国之路。“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那么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22〕正是由于自幼感受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经历了少数民族被长期欺压和异化的痛苦，所以他能够站在不同文化视野上冷静而客观地审视各自的优劣与长短。在一段痛苦的寻找之后，虽然也对湘西少数民族的愚昧和生存的屈辱进行批判，但最终还是认同了自幼就熟悉却未被儒家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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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浸染的湘西带有原始意味充满生机活力的少数民族文化，把它看作“重建中国刚健新文化的智慧、灵性、活力的精神资源之地”。〔23〕他所关注的是“五四”启蒙思想赋予人们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博爱的重要价值，正好与湘西苗族文化中的许多元素相契合。显然，他的思维路径与“五四”时期那些包括老舍在内完全把视野扩展到西方文化，用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质的西方文化来拯救日益衰微的中华民族的现代作家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和城市文明完全不同样式的湘西社会经验注定了沈从文把目光倾注在童年记忆中民风淳朴、世外桃源式的湘西，希望用这优美的人性、带有原始意味的生命强力为被封建礼教和所谓的现代“文明”所束缚、异化、戕害而形成的怯懦、虚伪、萎缩性人格和残缺人性重新注入生命的活力，激活他们的人生，确立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唤醒具有“血性”的人们来拯救“社会和民族的堕落”，以此来建立纯朴、温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美好社会。希望“在这个纯净的世界中，没有欺骗和哄瞒，没有虚伪和狡诈，没有金钱的锈蚀，没有礼教的束缚，没有萎顿琐碎的人格，有的是真诚、勇敢、燃烧的感情，雄壮的生命力，鲜活的充满淋漓元气的生命。”〔24〕

从乡野走进都市的沈从文，内心坚守的文化立场，乡间乐土，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不仅仅是他经历过的事实性存在，而且成为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一种经过想象发挥的美好梦幻家园。对故乡苗族文化和童年生活的美丽书写，使得作为游走于城市间漂泊者的沈从文孤寂的内心得到了些许的慰藉，因为苗族文化熏染出来的沈从文一直在城市文化生活中找不到文化身份认同的物象。这一点在小说《龙朱》中有着明确的说明。

和老舍不同的是，虽然湘西苗族也在辛亥革命时期遭遇了残酷的镇压和杀戮，在此后的岁月中也同样遭受当权者的歧视，一直被认为是残忍的蛮族和土匪，但沈从文并不隐瞒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其写作“毫不掩饰地夸赞苗人如何纯朴，怎样善良，同时愤慨地数落历朝历代的官方统治者如何对苗族人民肆行压榨，看那口气和姿态，简直像一个苗族的代言人。翻阅沈从文的一批苗族浪漫传奇，其笔下的人物无论是老船夫、虎雏、豹子、龙朱，还是媚金、夭妹等，无不呈现鲜明的苗人质感”。〔25〕而且沈从文曾明确地说：“苗子是好的，好在他的诚实待人。他的样子似‘人’，却只仿佛是人。凡是人类的聪明处他不有，他有的却不是穿大礼服衣冠整齐的中西绅士所有的德性。”〔26〕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校正人们对苗族的错误认识，在1926年3月创作的通信体小说《在别一个国度里——关于住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中，通过“大妹妹”在婚前对山大王的恐惧想象和婚后的幸福生活作比，正如“大妹妹”告知四姐的那样：“他和我所猜想的恶处离远了。他不是青脸同黑脸，他没有庙中判官那么凶恶。他样子同我三舅舅的儿子一个面样，我说他是很标致，你不会疑我是夸张……他什么事都能体贴，用极温柔驯善的颜色侍奉我，听我所说，为我去办一切的事。（他对外是一只虎，谁都怕他；又聪明有学识，谁都爱敬他。）他在我面前却只是一匹羊，知媚它的主人是它的职务。他对我的忠实，超越了我理想中情人的忠实。”上山为王的苗族人并非是她事先想象中的蛮人和土匪，而是“一个年青、彪壮、有钱、聪明、温柔、会体贴她的大王”。〔27〕甚至在1930年所创作的《我的二哥》一文中作者又进一步梳理了自己身上所流淌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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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和祖母的苗族血统，在1931年为《龙朱》写的序文里直接说自己是苗族，且写文章专门探讨统治者应该如何看待苗民问题。〔28〕沈从文在这方面的大胆是老舍所无法企及的。 另一方面，“五四”的落潮，文学队伍的分化，使沈从文倍感苦恼与失落。不少人开始从文学阵营退出加入了“革命”阵营，即使不退出，也把文学当作了革命的“工具”。这对从“革命”阵营中退出而加入文学阵营，试图用文学改造社会的沈从文来说难于理解。“时间于是过去了，‘革命’成功了。现实使一些人青春的绿梦全褪了色。我那些熟人，当真就有不少凭空作了委员，娶了校花，出国又回国，从作家中退出，成为手提皮包一身打磨得光亮亮小要人的。但也似乎证实了我这个乡下人的呆想头，并不十分谬误。做官固然得有人，做事还要人，挂个作家牌子，各处活动，终日开会吃点心固然要人，低头从事工作更要人。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庄严原则，从‘工具重造’观点上有所试验锲而不舍的要人，从‘工具重用’观点上，把文学用到比宣传品作用深远一些，从种种试验取得经验尤其要人。革命如所期待的来临，也如所忧虑的加速分化。”〔29〕《从现实学习》可以说非常详细地说明了沈从文对当时所谓的“革命”与政治的看法，虽有一定的偏颇，但也是当时现实情况的一种写照。 （三）

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正好契合了二者潜藏于心的少数民族文化心理，激起了二人的创作冲动。即使在1930年代中国文坛“五四”开启的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沈从文和老舍的文化出身仍然限制了他们把目光锁定在文化反思和重铸上，在左翼成为文学主流的当口，仍然承续着“五四”思想启蒙的余绪，把关注人的命运纳入到创作视野，不约而同地探究着人的价值，把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放在首要的位置，继续着文化再造工程，把文化再造当作社会改造和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在创作倾向上，力图坚持政治上的中间态度，强调发挥文学自己本来的功能，并有意让它与党派保持距离，对左翼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不认同态度。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现实困境均是文化的不协调所致，致使人性异化，道德伦理坍塌，由此产生了对“人性”和道德进步的怀疑，以及对人类可能自我毁灭的担忧。他们都把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社会变革看作是对本民族美好人性的摧残和毁灭，因此，老舍主张“人格教育”，而沈从文则倾向于通过对美好善良人性的展示战胜仇恨、攻击和残杀，匡正邪恶、贪婪、自私和敌对，矫正人们向恶、向丑的本性，引导人们向善、向美。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限制了他们不可能像其他觉醒的汉族知识分子那样，完全摆脱自身民族身份的限制，站在非常客观冷静的立场上，无视他们自身民族所处的现实生存困境。

但二人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对战争和政治的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的。老舍不是不愿介入，而是不敢介入，辛亥革命以来的民族歧视使他心存芥蒂。这一点可以从老舍在同是满族的好友罗常培1958年去世之后撰写的《悼念罗常培先生》一文中明确体会到他当时远离政治和革命的原因：“莘田所重视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它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趟浑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赏，轻视政治……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们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们总想远远离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独立不倚！”〔30〕当然老舍更加坚定中华民族的复苏，并不是种族、党派、阶级之间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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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民族内部的互相残杀，而应该是一致对外，或者检讨自身文化的不足之处，使之重新焕发青春和活力。为此他专门写过一篇名叫《敌与友》的意味深长的杂文。沈从文不是不敢介入，而是不愿涉身其中。多年的从军经历，家庭介入政治的渊源历史，位高权重的亲戚在政治圈中的种种表现，都让沈从文看清看透了所谓“政治”、“战争”的本来面目无非是争权夺利。即使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也更加执着于优秀文学作品感染人、教育人、鼓舞人的伟大力量。坚信“文学运动的意义，是要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活力”，认为“好的文学作品照例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对当时“一部分作家，却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极为反感。〔31〕所以说，老舍是对民国以来国人对旗人的歧视心有余悸，而沈从文则对战争和政治感到厌烦，更厌恶那些靠政治吃饭的文人。也正因为这一点，抗日战争爆发后，内心蕴满爱国情绪，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身感受的老舍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让代表京旗文化的“小羊圈胡同”在北平沦陷之后经历了一场“凤凰死而复生”的涅槃过程；而沈从文尽管希望在抗战烽火中，湘西苗族热血男儿正可以借此机会顾大局、识大体，用本民族所特有的勇猛强悍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贡献一份力量。但对他自己来说更希望通过创作“伟大文学作品，一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32〕尤其是当他看到，苗族起义军从大局出发，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结果却是蒋介石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的现实真相时，以及国民党给湘西生活带来的变化，他的民族文化心理又一次受到伤害，越发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对这些丑恶行径进行鞭挞，弥补“人性”之不足，消除民族之间的隔膜，为此沉浸在他的文学理想王国之中无法自拔。此时创作的《长河》最能说明这一点。《长河》所展示的是湘西地方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对外的爱国热情和自身遭遇的压迫、欺辱。最后只完成第一卷，“按预定计划，《长河》全篇共四卷规模，打算写到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蒋介石将其送上抗日前线，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为止，完成大时代变动中苗民族和湘西地方悲剧命运的描写。”〔33〕所以沈从文希冀“明日的艺术，却必将带来一个更新的庄严课题。将宗教政治充满封建意识形成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种种不健全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而成为一种更强有力的光明健康人生观的基础。这也就是一种‘战争’，有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唯有真的勇士，敢于从使人民无辜流血以外，不断有所寻觅探索，不断积累经验和发现，来培养爱与合作种子使之生根发芽，企图实现在人与人间建设一种崭新的关系，谋取人类真正和平与公正的艺术工作者，方能担当这个艰巨重任。”〔34〕实际上这既是他们作为一个纯文学家所盼望的，也是他们自身少数民族身份决定的。

〔参考文献〕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9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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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