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研究的非经典文献——从地方志、族谱和佚名评注说起

古籍整理研究舆中固古典文献筚科建毅圆隙孕衍研射舍谕文集古代文学史研究的非经典文献——从地方志、族谱和佚名评注说起张廷银内容提要：目前的古代文学史研究，所关注的多是那些重要的或经典的史料。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平常不太使用的地方志、族谱以及文学作品的佚名评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文学研究的多元存在形态。把这些文献中所反映的文学史观点及行为，提炼和整理出来，将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丰富古代文学史研究．关键词：文学史地方志族谱评点目前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关注的基本是那些大家公认的重要文献资料，其实，我们如果换一个视角，对那些还没有被普遍利用的资料进行分析，就能够看到文学史发展的更多自然形态，了解中国文学在各个方面被批判和接受的过程。本文就以方志、族谱和针对名著的佚名评点为中心，来说明这一问题。地方志中的文学资料地方志中所记载的文学史资料，其实早已为学者所关注和利用，比如赵景深和张增元先生就曾根据方志的记载，汇辑成《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哪，为学者研究元明清戏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来新夏先生从《南充县志》中，找到了明代《封建论》作者柳稷的生平资半驴。但总起来看，此前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在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上，通常是在需要了解某一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相关情况时，才去阅读和利用地方志中的资料，因此，那些出自不重要人物甚至生平不详的人物之手的文学评论，一般就不太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地方志所辑录的一些出自地位较低者之手的具有文学批评性质的作品，其中的观点也许并无特别新异之处，但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他们的理解和行为却往往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尤其是能够反映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另一种景致。［乾隆】《直隶（甘肃）阶州志》卷下收载葛梦龙《读（过秦论）》一文，日：孔子之谓集大成，贾生其弗信矣乎？不然，“仲尼墨翟之贤”六字，胡为乎来哉？如墨翟者，孟子碎之不遗余力，贾生宜闻之熟矣，乃以孔子与之伍，何其丧病狂丧心也。且贾生而愚人也则可，贾生为汉代第一文人，亦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对于贾谊《过秦论》的批评，一般多集中于其语言的堆叠成句、词肥义瘠上，如钱仲书就曾指出：“在词赋中铺比如斯，亦属藻思窘俭所出下策。”印当代的一些评论如《贾谊（过秦论）新评》①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②来新夏《地方志与文学研究》，‘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７年第２期．③‘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６月第二版，第８９２页。古籍整理研究舆中圜古典文献翠科建彀园隙孕衍研封舍谕文集回、《（过秦论）的过失》圆、《贾谊（过秦论）指异》＠等，也分析了这些缺陷。然而，葛梦龙《读（过秦论）》则针对《过秦论》中“非有仲尼、墨翟之贤”一句，认为贾谊对孔孟学派不够尊重。这种指摘自有其独特之处。＜过秦论》在评述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认为他们“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而借助天下之势，最后竟然灭了赢秦。葛梦龙《读（过秦论）》说贾谊将仲尼与墨翟并列，是对孔子的大不敬。因为，继承并发扬了孔子思想的《孟子》，曾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禽兽云云，这大概是人兽揖别之后用于攻击人的最毒辣语言。孟子抨击墨子的这几句话，作为汉代大学者的贾谊不能不知，而他在《过秦论》中不仅称墨子为贤者，还将其与孔子并列，这一方面极大地亵渎了孔子的尊严，另一方面则有悖于儒家的思想认识。贾谊的思想中兼杂名法等家观点，但仍以儒家为主，虽主张法治，却力挺仁政，其《过秦论》即阐发了“仁义”的观点。他对墨家给与必要的肯定，其实是比较正常的。而且，在汉初儒家尚未被独尊，墨家也依然属于显学。所以，葛梦龙的指责也不尽合理。但尽管如此，他从思想学派的角度对贾谊及其《过秦论》提出批评，其实很值得注意。在【民国】《（四川）叙永县志》卷八“文徵”，录有杨学适《竹林七贤》一诗：晋代凡流成弊俗，尽日清谈犹不足．登山临水赋闲游，唤友呼朋成幻局．我闻竹林有七贤，每日诗酒相流连。有时放荡形骸外，不衫不履舞翩跹．阮家叔侄不足论，如何嵇康向秀山涛王戎刘伶辈，亦与二阮相比肩．君不闻名教有乐地，束身礼法为正谊．我爱渊明持大节，能挽万古纲常于不坠．竹林七贤在文学史上通常是正面评价的对象，特别是阮籍、嵇康更被人们视为反对礼法名教的自由斗士。但这首诗则基本上把七贤全部否定了。全诗将阮籍、阮咸叔侄作为评论的基点，把他们二人确定为应该批判的对象，目为“不足论”。至于为什么要否定二阮，诗中没有明说，但据笔者的推测，二阮对待女性以及其他礼义问题上的轻率大概是关键的因素。在否定了二阮之后，作者进一步认为与二阮同列的嵇康、向秀、山涛、王戎、刘伶等人，以各种方式破坏名教，其实也是很令人遗憾的。从名教的角度来评价竹林七贤，文学史上并不是少见，但像本诗这样的区分和排次，却不是多见。由于作者坚持了晋代乐广“名教中自有乐地”的观点，所以，他认为“束身礼法”其实正是人生的正道和值得称颂的楷模。于是，同样是反对世俗的陶渊明就被视为挽救万古纲常的典范。实际上陶渊明并不是没有蔑视礼教，他只是没有显露出太多的绝异和怪诞，没有冲破礼教所规定的最基本底线。作者完全站在名教的立场上，先否定七贤而后肯定陶渊明，似乎是某种认识的倒退。但这种倒退，恰好说明了人们在评价古代作家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民国】《（四川）简阳县续志》附《简阳县诗文存》卷七，录四川简阳人王士元（１８３６。１９０８）‘＜古诗选）序》，文中针对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提出了这样的评论：夫诗莫备于唐，唐人诗无逾于李桂，李杜诗拟以齐梁陈隋北朝，自应后来居上．至于古诗之高旷，陈思之华茂，阮公、彭泽之浑古，李杜未必能耩其庭也；越石之清刚，景纯之隽上，太冲，鲍、谢之俊逸，李杜亦未必能夺其席也．匪直此也，炎汉乐府诸篇，唐代管舷，乌有此代之响，唐山班蔡诸作，唐入阁闼岂有此不羁之才，而文人过激扬之升天，官李则日上薄曹刘，下凌沈谢；称杜则日言夺苏李，气吞曹刘．致使末学肤受，因陋沿讹，黄口争夸甫白，皓首止谈中晚，茫不知八代为何吻，讵不大可哀乎？……诗之作也，我朝而上有元明唐宋，唐宋而上有八代，八代而上有《楚骚》、《三百篇》，时代递嬗，流波相衍，学者必须由Ⅸ三百篇》而以次清其原委，庶所为诗茹古含今，成一家言，而不与虫吟蝉噪等乎。陈祚明论诗推尊汉魏六朝，他选上古至六朝的古诗，即意在使人由此而了解诗歌发展之源流①见‘古典文学论争集》，武汉出版社１９８７年。②＜语文园地》１９８６年第ｌ期。③‘沈阳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２期。４６７古籍整理研究舆中园古典文献孕科建彀固隙孕衍研封畲谕文集情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作诗不学古体，犹冥行者之昧昧于途也”。这种推尊汉魏六朝的倾向，具有明显的反对明代前后七子及唐宋派迷信唐诗的意味，对于推动诗歌的创新，是有意义的。不过，陈祚明的这种文学思想主要是通过具体的选诗行为来体现的。王士元则在本文中非常明确地给予概括总结，实际上也表达了他自己不盲目迷信的文学史精神。尤其是“古诗之高旷，陈思之华茂，阮公、彭泽之浑古，李杜未必能辅其庭也；越石之清刚，景纯之隽上，太冲、鲍、谢之俊逸，李杜亦未必能夺其席也”几句，甚至还反映出某种有意降骘唐诗地位的倾向。让我们想到了赵翼《论诗》中的名句“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这几个例子表明：方志中的一些文学史资料正好可以作为常见文学研究资料的补充，成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学多元发展自然形态的重要途径，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二、族谱中的乡贤文学利用族谱资料来进行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同样不为稀见。近几年在学术研究中较多利用族谱的王兆鹏，就曾根据《永泰张氏宗谱》中的资料，解决了南宋著名词人张元干的籍贯、生平仕履及创作问题④，又据《山阴天乐李氏宗谱》，厘清了南宋词人李光的世系，还从中勾辑了一篇署名朱熹的李光墓志——《庄简公墓志》固。至于从族谱中辑佚古代诗文作品，则似乎更为学者们所熟悉，虽然由此也引出了许多伪作伪事，但族谱的文学史价值并未被怀疑。不过，与利用方志资料的情况相近，族谱文献目前受到文学研究者重视的，仍是其中直接与重要作家或作品相关的部分，不太受人关注者的读书和写作情况，则依然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在族谱文献中，记录了许多应举落榜者和先文后农的耕读者读书写作的情况，这其中所包含的对于历代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就很能反映精英人物包括文学精英之外的那些人对于文学及文学家的理解和感受。中国文学发展的自然形态在这里又有了一种体现。从族谱的记载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文学史上那些受人崇敬的优秀作家，同样被身处乡野的读书人奉为人生的模范。《海宁渤海陈氏宗谱》卷二十五记载第十一世陈源世由于久困场屋愤而“弃举子业，折节于诗，居恒慕高达夫之为人，故以适名其斋。”固这是以唐代诗人高适为人格表率。《延安李氏世谱》载崇祯年间孙厚淳所撰《溪村公家状》。称溪村公李浚以老泉为字，就是“慕苏明允之为人，以仿渊明之慕孔明而字元亮也”固。这又把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确定为膜拜的对象。甚至有人有怪异习好时，也要努力从历史上找到一个可以比况的先例。《潘枋隅莫氏家谱》够“传赞”屠倬撰“聚丰公传”云聚丰公潘继瀵“性嗜酒，期在必醉，可千日不饮，不可一日不醉，醉或连日不醒，且终日共饮而醉，尝慕刘伶、阮籍之为人，谓人日：‘世之所谓君子者，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裨中而不能出也。堋这位聚丰公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一个嗜酒之徒。但他却依然要与阮籍、刘伶等相比，恐怕就是要以古代文人之雅来巧饰自己的怪诞。比较有意思的是，曾经影响了古代许多著名诗人作家的陶渊明，也成了乡间文人的人生典范。《祁门倪氏族谱》∞收录何缙撰《菊巷公传》，称菊巷公祁道祉以耕植为业，“每值秋菊香浓，集①参见拙著‘方志所见文学资料辑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１月。②见其《张元干年谱》，南京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从《永泰张氏宗谱）辑录宋人佚文佚‘睁——兼说张元干籍贯及佚文价值》，《文献》，２００６年第ｌ期。③《族谱所见李光世系》，‘文献》２００７年第２期。④《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第７６册，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７页。⑤《家谱丛刊・民族卷》第７５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１３４页。⑥（清）莫大抑等修，嘉庆间孝思堂木活字本．⑦（清）倪望重等修，光绪２年（１８７６）倪氏家刻本。４６８古籍整理研究舆中圜古典文献翠科建毅圜隙翠衍研封畲揄文集诸耆硕酌酒赋诗，以适厥志，口不道家产事，惟效陶靖节乐天知命心”。《暨阳同山边氏宗谱》卷二赵之梧《邑庠生尧翁先生传》，记载其舅父、邑庠生边锦（字尧章）营建书舍，延师课业，题额日“爱吾庐”，“盖取意于陶靖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之旬”∞。不仅陶渊明的人格和生活方式受到仰慕，他的“不求甚解”的读书方式也被许多非专业的读书人所欣赏。《：卞氏族谱》卷一说卞岑文（字孕秀）“读书务得大意，不专事训诂，尝日渊明不求甚解，故是解人上”∞。作为具有文学理解和接受能力的文人，他们对前代作家的评价，往往是通过对其创作及作品的认同与取舍来表现的。在族谱中，保留了大量关于族内人读书范围、写作原则以及写作参照等方面的记载。这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文学典范是如何得到普及和推广的，又在那些部分和环节被修正和补充。《海宁渤海陈氏宗谱》卷二十五介绍第十世封徵仕郎即赠奉直大夫陈瞻山的次子陈熹时，说他屡踬场屋，以布衣终身。“论诗力追正始，尤嗜昌黎，手为辑注，刊刻行世”＠。《桐城麻溪姚氏宗谱》卷六记作舟公姚士庄（字樨恭）“文章骏伟，诗学香山放翁，有《放山集》二十卷。饮酒赋诗，以耕读终”＠。《东安王氏庚申宗谱》卷十六之一云，王莲池（字义方）老于童试，教授族里。“尤究《文选》学理。于古文讽咏八家名篇，行文皆准之。诗崇唐音，所作纤丽典雅近晚唐。”＠。该谱卷十七之二记载画舫君王茂森（字馥庭），倦于举业而在家课儿兼授生徒。“嗜齐梁文，熟刘舍人《文心雕龙》及刘子元《史通》二书”哆。这种以汉魏唐宋为宗而极力推崇杜甫、韩愈、欧苏等大家的创作追求，正与中国文人的整体价值取向相吻合。但似乎也有并不一致之特例，《朱氏宗谱》⑦卷三《觐扬公传》载，朱来宾屡试不售。“晚年为诗歌，不沾沾拟唐宋而殊有别致”。《无锡南塘丁氏真谱》卷三“家乘”载许献撰《郡增生象轩小传》，称丁佩（字孔环，号象轩）久踬场屋，家贫，就馆四方，不肯依阿当道。“好吟诗，不蹈袭唐宋诸家，颇取裁《选》诗”＠。《丰义储氏分支谱》卷十一《伯修职懒津公传》载储从彦（别号懒津）补邑博士弟子员后，一再试宣承司而不售。“论诗于唐不专宗少陵，宋不专宗玉局，惟以蕴味深长美在酸咸之外者为上乘”＠。虽好为诗而不拟仿唐宋诸家，也不专宗杜甫等少数名家，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固然不是个例，但出现于基层的文人中，显然更能广泛反映古代文学创作规则取向的多样性。对前代著名作家的人格的憧憬和对其创作风范的效仿，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文学批评与接受过程，因为赞颂谁、崇敬谁以及以谁的作品为写作标本，都包含着明确的评判和选择。除此之外，在族谱中还有这些人直接评论前代作家与作品的记载，这些评论虽然比较随意也不一定准确，却更能表达此类人的文学观念。＜新安左田黄氏正宗谱》锄卷二载方陶山＜竦塘十二景赋》日：“至若张平子之赋二京，左太冲之赋三都，皆所以直言其景而形容其人也。～直言其景而形容其人”，这可以视为对张衡（－－京赋》和左思‘三都赋》的一种新概括。《毗陵钟氏重修宗谱》¨卷二十录钟亦惺（－－十一世清故文学绰斋公传》称钟绰斋（字霆万，号绰斋，补郡庠弟子员，虽屡试辄冠军，屡不得廪膳）“每至‘离骚》、‘天闯》，未尝不三致意焉。盖才弥高其志弥洁其遇亦弥穷。”钟绰斋对＜离骚》和‘天问》的特别深味，体现了他对这两篇作品以及屈原的至高评价，也说明他自己的生活遭际与屈原的作品产生了共鸣。①边氏家族合修，民国９年暨阳边氏敦睦堂木活字本。②卞宝山等修，民国２９年卞氏忠孝堂木活字本。③‘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第７６册，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６页。④‘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第５６册，北京燕山出版杜２００７年，第４７６页．⑤《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第３ｌ册，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５页。⑥‘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第３２册，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６０页．⑦（清）朱友仁等纂修，咸丰３年（１８５３）朱氏听彝堂木活字本．⑧《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第４７册，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０８页．⑨‘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第８６册，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３２页．⑩（明）黄瑜纂修，明抄本。ｌｌ钟齐贤等修，民国３３年（１９４４）钟氏慎修德堂木活字本。古籍整理研究舆中圜古典文黻筚科建彀圆傺筚衍研衬舍揄文集在族谱文献中，我们发现从文学欣赏和批评角度得到较多关注的仍是陶渊明。《后贤殷氏支谱》∞卷之一“文献考”姜应熊撰《明卿殷公传》云：殷道昭“自以家世业农，遂悉力田作，暇则以渔钓自娱，尝过里塾中，闻童子诵渊明《田居》《获稻》等诗，辄点头日：‘此境大佳，吾一生享此足矣。”面对妻子令其假贷的催逼，诵咏陶渊明《乞食》中“叩门拙言辞”之旬而坦露自己的心情；虽悉力耕作但听到陶渊明《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稻》等诗句，即有戚戚焉之知音感。这些非常现实、非常随意的阅读感受，也最真实地反映了文学作品具有的审美愉悦效果，当然也是对所阅读的作品的最充分肯定。而另一条材料《山阴白洋朱氏族谱》㈢卷六十一《处士乐闲公传》则日：朱异“应试，辄涂抹其卷，或故误其文，以至沦落。”有人督促其仕进，“则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而归，何见之晚也，何如效曾点春风舞樗童冠浴沂之为乐乎’。晚年益放达，屏绝世故，当风和日暖曳杖出行，东皋西陌间，孙曾相随，或携钓具，或吹洞箫，或歌豳风之诗，声闻四野。”朱异视陶渊明弃官归田为今是而昨非的晚见表现，这的确是一种比较新异的见解。因为，弃官归田正是陶渊明影响历代文人士大夫的重要因素。朱异的观点不仅是对陶渊明的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中国文人的主流价值观。散见于族谱的文学资料，很难说每一处都是璀璨的明珠，但如果把它们都串接起来，就完全能够展示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形态。文学作品的佚名评点评点是中国文学评论的一种很特殊也很重要的形式，优秀作品的评点一直是后人认识和研究该作品及其作者的重要途径。近几年出现了大量的以评点研究为题的论著论文，甚至还产生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不过，就目前而言，评点研究的对象仍然是知名的大家作品。那些少见披露的甚至暂不知名姓的评点，依然有待我们去整理和研究。藏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普通古籍中，笔者经眼的未见著录和尚未论及的手批点评就有数十种。比如关于《楚辞》的点评，关于《文选》的点评，关于杜甫集的点评，关于韩愈集的点评，关于李商隐集的点评，关于杜牧集的点评，关于苏轼集的点评，关于《渔洋山人精华录》的点评，关于《古诗源》的点评，等等。在相关的古籍文献上，都留下了或朱笔或墨笔或朱墨相间的手批，其中的内容除了鉴赏、评论，亦有注解、诠释。这里仅就笔者已经全文整理的三种关于《楚辞》的批点，做一说明。这三种《楚辞》评点，一个见于明李陈玉的《楚辞笺注》，一个见于清姚培谦的《楚辞节注》，一个见于清王闽运的《楚辞释》。综观三种批点的内容，主要是分析屈原等楚辞作家的写作心态、作品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或者表达批点者的评价与感慨。这显然仍属于传统的评点范畴。而且从评点的观点看，也与已见的评论颇多相近之处。如《楚辞笺注》上，在《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好蔽美而嫉妒”一段后，有朱批日：“‘饮马’下十八句，言既至帝所，而帝所之混浊不分与世无异矣。”此与钱澄之《屈诂》所说“天上地下，总成一溷浊之世，无分于上清而下浊也”镪，与林云铭《楚辞灯》所云“因思天帝之溷浊不分，与世无异，不得不舍之而他求也”嘲，即同出一辙。《楚辞释》上于《离骚》“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四句后有墨批道：“四句总上五令，所说皆虚，所谓心烦意乱乃谋去也。”李光地《离骚经注》亦云：“总上两段之意，盖至是原始绝望于本国，而有下文问卜之云。”二者何其相近。所以，总体上来看，这几①（清）殷宾益修，（清）殷懿荐纂，光绪５年（１８７９）木活字本。②（清）朱增等修纂，光绪２１年（１８９５）山阴朱氏玉泉堂刻本．③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８５页．④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８６页．４７０古籍整理研究舆中圆古典文殿翠科建彀圆除翠衍研衬舍谕文集种评点并未有太多石破天惊之语。但是，细心比对，也可以发现某些有意思的见解。如《离骚》“迪吾道夫昆仑兮”一句，王逸《楚辞章句》日：“言己设去楚国远行，乃转至昆仑神明之山，其路遥远，周流天下，以求同志也。”叫汪瑗《楚辞集解・楚辞蒙引》亦云：“此直承前索蔓茅以前远游诸章而言，盖谓己既“自疏则不必遭，又叙此段者，言周流四方而无所遇，将欲ｌ￡矣，今得氛咸之吉占，而告余以必有所合，于是复转道昆仑之墟，不惮劳远而周流以求之焉。”②而《楚辞节注》之朱笔眉批日：己一人足以反王，不借国力也。必无之事，必有之理。古今怀才人，一齐下泪。”从自己的力量足以背叛楚国而并不曾叛国为屈原立说，这种解释的确比较别异。《楚辞释》于《怀沙》“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句墨批：“不但己死，且要人死，所谓落水鬼寻替身，至今犹传此说。”查《楚辞》各注释及评论，似乎都未见如此不利于屈原形象的解释。此外，在这几种评点中，评点者也流露了非常强烈的个人感慨，我们不但有浓烈的情绪感染，还可以体会到评点者的心情甚至人生遭际。如《离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楚辞节注》上的眉批道：“从容就死，千古一人。”在《离骚》“勉升降以上下兮”旬后，《楚辞释》上的墨批为：“此勉则折节从俗矣，己身可全，贤才自进，而以椒兰得老之故，众人皆从而变，不比己可从俗，左传所谓圣达节，次守节，非圣则不守，失节而已矣，又何事之可谋。”这些评述显然已不再局限于对原作本义的阐释，而扩延至于以己之心的细致体味。又如《离骚》“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两句，汪嫒《楚辞集解・楚辞蒙引》、戴震《屈原赋注・屈原赋音义》、陈本礼《屈原精义》皆解释为：九州之广，美女何地无有，不必拘于此地。游国恩以为此解“甚审”谨。但《楚辞笺注》上墨批则日：“灵氛之意谓：女惟服孔极高，然天之生才不尽，九州博大虽辽，觅不得—个半个。”显然认为九州虽极博大，但要觅求“服孔极高”之美女则甚为不易。这与汪瑗、戴震、陈本礼等人之意见并不完全相合。对理解屈原的孤独感问题，似乎更有启发。事实上，对于灵氛占卜一段，以往多解释为灵氛劝屈原离开楚国而远适他国，如王邦采日：“灵氛一段，蒙求女而言。大夫之求女，求之楚境也，灵氛则劝其求之九州，乃求女之余波也”固。但《楚辞笺注》上的墨批则坚持认为，灵氛之意不仅指楚无女可求，即广博之九州亦无一人可觅。笔者查阅过文渊阁《四库全书》“楚辞类”著作，以及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固、《天问纂义》＠、姜亮夫著《楚辞书目五种》ｏ、崔富章著《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崔富章、李大明《楚辞集校集释》＠、李诚、熊良智主编《楚辞评论集览》＠、潘啸龙、李庆主编《楚辞著作提要》１１、洪湛侯主编《楚辞要籍解题》１２、杨金鼎主编《楚辞评论资料选》１３等，还请教过多位有影响的楚辞学者，均未见到与三种批点完全一致的记载Ｈ。在目前尚无法确知这三种批点作者的情况下，我们姑且将其定为佚名评点。这种佚名状态除了我们的认识尚未完备，也不排除他们本人的地位就比较普通，因为文可因人而显，亦可因人而①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４５８页。②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４５９页。③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３５８页。④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３６１页。⑤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⑥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⑧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⑨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⑩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１湖北教育｝Ｈ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２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３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４据李诚、熊良智主编《楚辞评论集览》所附“楚辞研究论文总目”及“楚辞研究论文总目续编”，１９００＂－－２０００楚辞研究的论文中涉及‘楚辞》评点的也非常少。４７１古籍整理研究舆中园古典文献筚科建毅园隙孕衍研封舍谕文集晦。不过，我们把这些评点揭示出来，不是出于猎奇，而是希望评点的内容能有助于更全面认识和理解古典名著。四、古代文学史研究与多形态资料的整理从文学发展的实际意义来说，最具有影响效果的无疑是出自名家高手的分析和评价，因此，文学史研究首先把他们作为分析的对象和重要依据，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过程，由此形成的资料也是多方面的，而且不同形态的资料反映着不同形态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其中的某一种形态，则势必会遮蔽或忽略了其它的方面和其它的形态。在这种研究对象和资料取舍下所进行的研究结果，也难免会出现不够准确、不够全面的倾向。因此，在我们对常见的资料完成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探讨的同时，就完全有必要对那些比较分散甚至瑕瑜互见的资料展开研究，从而使文学创作及研究的一个个自然形态得到最充分的展示。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或许就会在这样的文献资料范围拓展中，实现研究视角的全面化和观点的创新性。文献资料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当然不言而喻，而顾颉刚先生的观点似乎更值得关注。他曾经这样说：“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的界限。我们决不能推崇《史记》中的《封禅书》为高雅而排斥《京报》中的《妙峰山专号》为下俗，因为它们的性质相同，很可以作为系统的研究的材料。＂锄因此在《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中，他就再一次提出了“新的学问，靠新的材料”锄的主张，并在计划进一步采购的十六类图书中，特意列入了此前未被普遍重视的“地方志”和“家族志”。正是在他的倡导和建议下，另一位著名学者顾廷龙便在他所主持的合众图书馆及后来的上海图书馆，大量征集家谱文献，使这类文献现在成了真正的金矿。顾颉刚和顾廷龙这两位著名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明确地告诉我们：来自地方和民间的普通文献，绝对可以成为开辟新学问的重要资料。一定有学者认为，散见的随意性的文献的真实程度很低，因此不敢轻易运用。固然，由于地方志、族谱等地域性和家族性文献是在相对比较封闭和自发的状态下形成和流传的，文献编集者的文化水平及资料意识相对比较低下和淡薄，因而容易出现资料的不完备甚至虚假和错误。盲目地相信和使用这些资料，确实是很不科学的。但是，某类文献中的伪资料现象并不意味着这一类文献的所有资料皆无价值。事实上，据笔者的不完全体会，最容易出现资料虚假情况的族谱，在记载明清以来的人物事迹以及普通人物的事迹时，虚假和不全面的情况反倒比较少见。因为族谱资料失真的最重要主观原因是攀龙附风观念，即希望名人贵族与自己的家族有某些关系。但既然所涉及的人不是名人显贵，或者并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个显赫耀眼的人，那就无需添枝加叶、溢美谀颂。所以以这些普通的人为研究对象或资料根据，正好可以有较高的可信性。从更广的范围说，关于古代文学多形态发展的资料，并不仅仅存在于本文所说的地方志、族谱以及佚名的文学评点中，其他的文献如地方诗文集、地方人物传记等，都有大量的收录和记载。所以，换一个视角去关注常见、常用资料之外的文学史面貌，既是一个观念问题，一个学术研究问题，也是一个文献整理和资料判别问题。【作者简介】张廷银，男，１９６５年生．１９９９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发表过专著《魏晋玄言诗研究》、《方志所见文学资料辑释》．①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０９页。②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文献》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２６页．４７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