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

废除“裹小脚”，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运动，放足对于中国的女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幸事。作为女性身体一部分的天足运动，是使近代的中国女性走向思想的关键一步，在近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当时那些已经缠足年久的女子来说，放足却使她们承受了甚至比缠足更加无情的痛苦。当局者不论她们缠了多久，强逼着扯掉了那长长的裹脚布。那变形的脚因为没有缠足布的固定，已经无法正常行走了。每行走一步，都疼痛无比，甚至鲜血淋淋。可以看出，即便是放足，一些女子也同样承受着来自社会巨大的无形压力。庆幸，痛苦已成历史。中国女子的这段心酸过往，伴着那一双双绣花鞋和一幅幅老照片，都已走进了博物馆中。偶尔走进观览的人，希望能回忆起来的不止如此。

据资料记载，最早动作反对缠足的是一位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克高望，他在1874年在厦门率先成立了反缠足组织----“天足会”，要求入会女子不得缠足。可以说，这是中国天足运动的发端。四年后，另外一位英国人里德夫人也在上海成立了“天足会”，并在多地设立分会。早期维新派为了改变中国积弱积贫造成的社会危机,把视野放得更开阔,留心西方社会上的各种事物,并与中国的传统做初步的感性的比较。社会上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妇女问题,也必然映入他们的眼帘,促使他们去思索。早期维新派多奉行“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说”,主张兴女教,设女学,反对妇女缠足,实行一夫一妻制。这是他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陈炽认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女教,他说:“古人立教,男女并重,未尝有所偏倚于其间”,后来妇学失传。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作崇,“遂乃因噎废食,禁不会读书识字”。并且对女子缠足恶习深恶痛绝,对女性的不幸遭遇深切地同情。郑观应称缠足为“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中国特有的恶俗,“酷虐歼忍,殆无人理”。他对缠足给妇女带来的痛苦做了无情的揭露,感人肺腑,动人心魄。早期维新派主张通过法制来解决缠足这一社会问题,严禁缠足,违者惩之。宋恕说,“急宜申明禁令,以救恒沙之惨”○15。郑观应则要求“嗣后一律禁止。故违者罪其家长,富贵者停给诰封”○16。○16《盛世危言·女教》,《郑观应集》上册,第2页。他们热切期望弊去利兴,道一风同,根除绵亘千年的缠足恶习。 严格意义上讲，近代的妇女运动，真正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戊戌时期的妇女思想主要集中于戒缠足、禁早婚、兴女学等方面，这也是近代妇女的起点。。缠足陋习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它不仅严重地摧残中国妇女的身心，也束缚妇女的思想。因此，.维新志士从强国的目的出发，一开始就对这一封建陋习痛加批判。康有为是“不缠足”运动的倡导者。他深知创义不易，孤掌难鸣，于是串联同乡曾游欧美之区愕良为盟，1882年创立“不裹足会”，并为之起草章程。他的妻子和女儿便是不缠足的女子。作为康有为学生的梁启超，他以资产阶级的天赋和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对女子缠足的传统陋习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而且把女子缠足同国家强弱联系起来，认为缠足陋习是“率中国四万万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矣，安所往而不为人弱也”③(戒缠足会叙》，(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21页。梁氏强调缠足是造成中国人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要改变弱国的地位就必须废除摧残妇女的缠足陋习。梁启超还在上海发起创立了第一个大规模的不缠足会，成立大会上万人空巷的场面，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一时间，各地的不缠足会接连建立。另一位维新志士谭嗣同也对传统的摧残妇女肢体的陋习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认为“缠足之酷毒’，能“亡其国”，能“亡其种类”。中国要图存和发展，就必须对此陋习完全“铲除之也。他们制

定了一系列废缠足的措施。在当时,这些措施比较贴近社会现实生活,能较好地配合废缠足运动的推进。经过维新派的大力宣传和实际影响，妇女放足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1911年10月19日，辛亥成功后的第9天，湖北军即发布妇女放足的通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颁布劝禁缠足的法令，开启了年间禁止缠足的先声。“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切切此令。至此，缠足这一中国社会的丑陋恶俗被官方彻底废除。各地纷纷呼应各地报刊争相刊载颂扬放足的文章，凡有民众聚会的场所，如书社、茶园、读报社、讲演堂，都配合进行宣传，宣传天足的文章还选进小学教科书，一批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谣、说唱、戏剧，活跃在舞台上，使放足为荣做到家喻晓。

辛亥虽然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但却没能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方面实行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以战胜封建主义，因而极不彻底。失败后，封建传统仍以各种新形式继续进行封建统治。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正是总结了这些历史教训，才以民主和科学为思想武器，在思想文化层面向封建传统文化发动全面进攻，对封建纲常文化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开展新文化运动，使由戊戌开始的妇女思想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新文化运动展开全面批判并把由戊戌时期开始的妇女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许多人在这时期已逐步认识到妇女是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妇女要得到彻底，固然要反掉“纲常礼教”，但是如果没有政治的成功是根本谈不上的。例如廖仲凯就认为，女子就是国家、社会、男子的问题，“要是靠着这未的国家、未的社会、未的男子来说，人类上女子本身的，这就叫做楚囚对泣，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有的那一天”气因此他强调女子要进行自我，陈独秀较早地认识到社会制度与妇女的关系，他说:“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开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气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将妇女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指出要真正全体妇女，必须“一方面要结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人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应该说，李大钊的妇女观，实际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妇女运动纲领性的主张，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水平。胡适认为“女子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女子与女子改造。有与束缚相对的意思，是对外的要求，是消极的，而改造是研究如何女子成为人，用何种方式使女子自由发展，是积极的。”这里的对外要求实质就是破除封建制度对女性的身心束缚。并且他提出“要实行女子，必须先实现女子形体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天足运动，我们就不配说女子。”（欧阳哲生；《胡适文集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0）

总而言之，从戊戌时期对封建传统陋习的改革，到时期深入到对制度文化层面的彻底改造与妇女的连带关系，这些都说明近代以来中国的妇女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并且这些已经达到相当高水平的思想成果直到当代仍有它的现实意义。是历经维新、新政、运动坚持不懈地除旧布新，广泛传播文明生活观念的结果，随着社会风气的日益开放，社会观念也愈加的开明。以娶不缠足的新式女子为妻，成为接受新式教育男子的择偶标准。男子对女子这种审美观念的变化，是促使女子能够从小脚中出来的关键因素。同时，由于的强制

推行，禁止缠足在农村地区也得到了大力的推进。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很少再见得母亲去狠心地缠上女儿的脚了。处在偏远落后的贵州也受到影响，辛亥后，特别是运动前后，甚至可以延伸到新民主主义时期，各种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熊宗仁辛亥与贵州社会的变迁原载(贵州日报》2001年12月22日版)放足现象在贵州出现，根据这次对调查反映，生活在时期的普定一些妇女已经没有缠足了。以年龄在70—90岁妇女老人为例，60%的人看到放足现象，她们当中有好些已经没有缠足了。

三妇女思想

妇女思想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缠足陋俗的废除,它表示中国女性在获得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在普定调查问卷中，80%以上的妇女不支持缠足，并且认为缠足的危害性大，90%的人不在给自己的子女包小脚。70%的人对放足现象认为时代变了，社会进步了。近代妇女思想集中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趋向。它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而发展而发展。到时期妇女思想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达到的高度是与几代人的努力和献身分不开的。然而，要巩固并发扬前人的思想成果，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层面清除封建残余。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延续了几千年之久，长期积淀成的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和旧的习惯势力，不可能因为有形的制度和机构的被推翻立刻消失，尤其象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严酷的宗法传统的社会，涉及到男女平等、同权的问题更不易被接受。《论近代中国的妇女思想》 焦润明（《社会科学辑刊》一九九五年第五期总第一00期）从调查的数据统计发现普定的妇女思想经历曲折复杂过程。

（一）长期性

从戊戌变法，辛亥后,南京临时于1912年3月发布《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时,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正式公布《取缔女子缠足条例》。抗日战争时期,在缠足之风长期盛行的陕甘地区,边区也制定了《禁止妇女缠足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7月下达禁止妇女缠足命令。这一世界上中国独有的残害妇女的习俗,经过女运动的涤荡和历届以法令形式强制取消的努力,终于被革除了。全国的发展更多反复，贵州省有的地方缠缠放放，一波三折，断断续续，长达一个长时期过程。这些都充印证了妇女从缠足到天足的进程是渐变的,而非一蹴而就。普定也是如此。

（二）传统思想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延续了几千年之久，长期积淀成的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和旧的习惯势力，不可能因为有形的制度和机构的被推翻立刻消失，尤其象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严酷的宗法传统的社会，涉及到男女平等、同权的问题更不易被接受。说明有许多进步人士的头脑里也还残存着封建思想，不可能把男女平等放在重要地位。例如张东荪就是主张把妇女禁锢在家庭里的代表人物。:(一)社会风气使然,如大脚女儿难嫁人。小农社会里男婚女嫁是组织生产进行常规生存的必须条件,而乡间女子如果是大脚,“则找对象亦很困难”,[7](凉城)于是就有了“民间狃于积习,辄以天足不易择嫁为虑”[1](卷28)的情况存在。(二)来自家长的强制,主要是母亲。邓长耀谈到母亲为幼女缠足时说道:“妇人的习惯,牢记生女要小脚,所以忍着心,又打又骂,给小孩裹这痛苦”。母亲作为缠足的前辈,当然比谁都明白当中

的甘苦,考虑到女儿的出嫁问题和自身对缠足优势的感受(小脚女人不参加强体力劳动,一般情况下出入都得丈夫的呵护,如缠足“村妇骑驴,叫她丈夫抱上了,以此情形,男子可为奴隶了”,[3]妇女从中得到来源于女性意识的基本认同感,也只好忍一时之痛了。(三)来自社会的压力。小脚金莲经过千年文化沉积,已经得到大众普遍认同,反而对不加包装修饰的天足有点难以接受,认为那是“丑陋的符号。因此即便妇女出自对“便于工作”的放足考虑而“固愿放足”,然而也会因为“街邻訾议难堪”而踟躇不前。。由此可见陈旧的文化观念实为缠足陋习的主要支柱。 贵州的普定处于全国较为落后的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阻碍的妇女们的放足，也束缚了她们的思想。 （三）不平衡性

我们能够看到虽然经过国家、社会、个人等诸多方面的努力,妇女思想的成效仍很有限,放足妇女多数局限在城市里,在广大乡村则收效甚微,特别是普定缠足的妇女依然占据妇女人口比例的绝对优势。原因是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新风气的传播多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新的生活时尚，生活方式对当时普定的衣食住行影响甚微。另一方面要使广大妇女觉悟到自己的出路何在，就必须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清除封建思想的毒害，唤起女性的意识的觉醒。但当时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天赋、自由平等、男女平权等主张，而中国又没有经过象四欧那样的文艺复兴阶段，资产阶级对民主、“砰等的宣传卜分仓促，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很不彻底。激进的思想纸风靡一时，但缺乏一种深入彻底的思想启蒙，思想界非常不成熟。这些从西方学来的理论，在反帝反封斗争中最终不得不“败下阵来，宣告破产”。叫司时，当时激进的民七主义者和妇女的倡浮者对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现状缺乏深入的了解，他们虽提出过一些振奋人心的妇女思想，妇女运动，多限于少数几层知识妇女的范围。并且脱离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实际情况。导致一些妇女缺乏一种自我意识。时期一些新思想、进步书籍，刊物传播到普定太少，妇女们很难看到。尤其是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妇女运动的浪潮绝少波及。同时妇女日夜为温饱奔波操心，根本无暇顾及其它，更别说接受启蒙教育。囚此，普定的妇女思想比起全国东南沿海地区及一些大城市还非常落后。 （四）复杂性

普定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少数民族妇女并无缠足的习惯，居住在山地的汉族妇女由于在山路行走的不便，也很少缠足，为什么在这样的地区放足又这样困难呢？传之久远的陈风旧习固然是一原因，传统的华夷之辨也起了重要作用。在民族杂居的地方素来讲究夷夏之分，小脚为汉族的崇尚，有些地方的汉人“娶媳妇时要先问是否小脚，如果是大脚，便以为是猓猡之流。”或被视为下等人，致使有些少数民族的居民为了表示与汉族并无二致，特意效法汉人，让妇女缠足，这无异宣扬了以缠足为荣的心理，更加重了放足的阻力，也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思想受阻碍。

通过上述对普定妇女由缠足到放足现象的透视,我们可以看到,妇女思想经历曲折复杂的长期过程，作为行为主体的妇女无论是缠足还是放足的思想过程中,都缺乏自我的主体意识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在这个事关个体生命体验的过程里妇女处于被动的地位,丧失了对缠足文化的基本话语权的把握。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深受重重压迫。她们被排斥在社会生活

之外，禁锢在家庭之中，经济上不，只能处处依赖男子。在“女子无 才便是德”的思想指导下，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更不要说社交自 由、婚姻自主、参政议政了。孔子甚至提出“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观 点。女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过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的生活。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志士选择厂 禁缠足、兴女学这两个关系妇女形体和精神的间题为突破点，揭开了近代妇女

运动的序幕。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妇女的完整内涵应包括_一几方面: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出来;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出来;从妇女自身的压抑中出来。只有完成这三方面的任务，妇女才能恢复人的尊严，享有的人格，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真正成为自己的主宰、社会的七人。近代中囚妇女运动在这三方面给后来者留下了不少启迪，当然也留下r时代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