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8220 2009年11月30日下午，中欧峰会在南京举行。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南方周末记者与欧盟轮值国瑞典的国务秘书Gunnar Wieslander先生的一句对话，得到了“绿色经济”的启示。
《南方周末》：关于中欧合作。本次中欧峰会的主题是“绿色经济”，其经济和商业实质是什么？ Gunnar Wieslander：“以瑞典为例，我们有很多节能、环保方面的经验和技术，而中国正面临降低能耗，同时还要保持增长的挑战，这就要依赖技术，这正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在热能、太阳能、垃圾处理方面，我们又很多好的想法和新技术，希望能与中国分享。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推广这种经验，从而给这种模式建立一种体系，设立固定的标准。”
“绿色经济”的标准之忧
瑞典与中国在唐山曹妃甸、重庆、以及无锡太湖的合作项目，可以很好的解释这种中欧间的“绿色经济”实质。
曹妃甸项目中，瑞典从前期规划时便介入，瑞典专业的公司，在城市规划方案中，融入了先进的新能源和环保理念。这个“生态城”的垃圾处理、水处理、能源和交通等系统，都融入了特殊的技术和设计理念，以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比如家庭垃圾的处理，瑞典人将其设计成循环利用式的，将统一回收的家庭垃圾处理，一部分变成沼气供给城市能源，另一部分处理变成肥料。诸如此类的创新和能源利用充满了整个“生态城”。
而唐山市为了建造这个“生态城”，不惜投入304亿美元的巨额成本。仅是垃圾处理一项的资金就达到2000万元。重庆，以及无锡“中国无锡?瑞典生态城”的项目也是同样模式。 因此，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积极推动环保，倡导绿色经济潮流。但是，对于《京都议定书》中规定，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节能减排技术的承诺，却绝口不提。 当中国人疲于追赶由发达国家引领的“汽车潮流”、“金融潮流”，却又将陷入发达国家引领的新一轮“绿色经济”潮流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跨越技术和经验，开始着眼于建立统一标准。
这不能不让中国忧虑：如果不能及时掌握“绿色经济”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如果总是处于潮流的尾巴上，恐怕难逃重复汽车产业让出市场，难以翻身自主的命运。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8220
政府应该为国民的长远利益负责”——独家专访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希姆·施泰纳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7570 哥本哈根谈判前夜最权威的情势分析
■或许在说服美国人这件事上，中国确实能帮上忙。
■中国这样一个如此骄傲的国家，不能把自己的“科学发展”寄望于国际合作。
■无论是以京都议定书的框架继续，还是另起炉灶达成新的协议，都是选择的问题，关键是要行动。
■负责任地应对全球变暖，并不仅仅意味着支出更多成本，这也是一个国家对未来的长远投资
哥本哈根谈判的帷幕即将拉开，能否达成“一个将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结合在一起的雄心勃勃的全球协定”，依然是个巨大的悬念。
奥巴马的访华之旅也刚刚结束，气候谈判是两国首当其冲的议题，有人说，谈判成功与否全系于这两个国家的角色扮演和各自责任担当。 悲观的情绪正此起彼伏，基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更巨大的分歧，谈判未启，失败的预言已经见诸报端。
不过，2007年的巴厘岛气候会谈前夕，当时所有迹象也都预示着要失败，但经过彻夜谈判后，美国代表团在最后时刻终于让延时一天的大会达成了协议。
过去两年来，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多次访华，与中国高层沟通密切，11月11日，他再度抵达北京，并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 在访谈中，他显示了对“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中国政治概念的熟稔，也带来了对哥本哈根谈判前夕最直接最权威的情势分析。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7570 帮助说服美国人
G（南方周末绿色工作室简称）：哥本哈根谈判在即，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已经访华，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碳排放国之间的会晤，会否有什么实质影响? 施泰纳：2009年最有趣的变化就是，白宫终于有了一个能和中国在气候变化各个谈判议题方面达成共识的领袖。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美两国都需要对方的帮助，以应对内部的政治挑战。奥巴马正在努力说服美国民众在哥本哈根回合谈判上做出更大的承诺。如果过去的一百多年来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都不愿意做出减排承诺的话，那将很难说服其他国家做出行动。
而中国则要面对保持发展，解决贫困等一系列的内部挑战，需要在对未来投资和解决目前棘手问题之间做出选择。我相信，如果奥巴马总统能说服美国人民相信，中国愿意在全球气候变化中做出负责任的努力，而中国政府也能相信，美国的民意还在挣扎之中，但正迅速向做出减排承诺的方向靠拢。这将对整个哥本哈根谈判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因此，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奥巴马对中国的访问对哥本哈根回合谈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或许在说服美国人这件事上，中国确实能帮上忙。
G：而就刚刚结束的巴塞罗那回合谈判来看，结果并不能让人满意，很多观察人士对哥本哈根谈判的前景悲观。您的预测呢？
施泰纳：首先，我想说明的是，任何谈判都是会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天的，尤其是这么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同一场谈判之中时。在巴塞罗纳之后，我们确实都有理由担忧，全世界各国已经做了三年的准备，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话题上依然没有达成一致。 我们需要美国为国际社会做出表率，他们不能再因为国内政治的原因而继续拖延与国际社会在减排和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同时，我们也需要发展中国家不要继续把减排作为一个首先需在发达国家完成，然后才推广到发展中国家的课题。我们需要加快合作的步伐，否则，地球是没有机会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图/CFP
京都议定书或存或废
G：正如你所说，出于各自的利益，一些最基本的话题仍没达成一致，这种情况下，联合国还能做什么？
施泰纳：未来必然是低碳的。我们无法想象在30年以后我们依然可以持续目前这种高碳的经济模式。因此，我们也在努力向世界各国证明，向低碳经济的转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很划算的，无论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说，还是从适应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
我们试图说服各国政府，投资于森林保育，恢复生态系统，保护海岸等各项环境措施将是非常有助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试图说明，新能源并不是理论上未来的某种选
项，而取决于各国政府现在就为此做出立法上的框架，并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助和科研上的支持，就好像各国政府在其他各个行业中所提供的基本服务一样。几周以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批新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证据，最近的研究表明，比起我们三年前的预测，现在全球变暖的趋势更快了，情况更糟了。
同时，我们也正努力促使人们相信，我们有许多切实有效的新能源和环境改善方面的措施，可以阻止全球变暖的进一步恶化。
G：10月的曼谷会议，美国和欧盟发起了抛弃京都议定书框架的提议，建议重新设计一个谈判框架，对此您做何评价？ 施泰纳：那些希望继续京都协议框架的人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集全球之力应对一场生态灾难，而且取得了一定进展，之所以不顺利，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那些主张放弃的，则认为京都协议的第一段目标并没有实现，现在是需要做出更大努力的时候，否则我们将无法应对这一场危机。
我个人认为，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实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从联合国的立场来说，无论是以京都议定书的框架继续，还是另起炉灶达成新的协议，都是选择的问题。这应该由联合国的成员来决定。无论哪种手段都可以，关键是要行动。 不仅是成本，更是投资
G：有一种似乎流行的观点认为，过去的数百年间，发达国家完成了自己的发展，排放了大气中主要的二氧化碳，而现在，却需要发展中国家来共同承担这个责任，这有失公平，他们希望发达国家能更多的负担这个转换的成本。
施泰纳：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观点是很可疑的。我本人毕业于牛津大学经济系，经济有自己的逻辑，但也是国家公共政策影响之下的。现在来看，绿色经济模式是比简单的挖煤、烧油要昂贵。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子孙需要为环境恶化所付出的成本，从三十年而非五年的角度思考的话，经济外部条件是可以很快发生变化的。
以德国为例，10年前，德国人把现在的政府选上台，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绿色经济体。当时所有人都在讨论，德国可能无法承受这次改革的成本，德国会破产，德国人会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在看呢？还不到10年，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技术和产品输出国，他们50％的能源消费来自新能源，并且因此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机会。 那些认为新能源和绿色经济的成本太高的观点，往往来自于那些从目前的能源和经济模式中受益的部门。我看过全球很多国家向绿色经济、环保经济转型的例子。政府必须为国民的长远利益负责。负责任地应对全球变暖，并不仅仅意味着支出更多成本，也是一个国家对未来的长远投资。
G：理论上来说，这当然没错。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也有人讨论，是否应该限制CDM（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的发展，因为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也将有自己的碳减排额度，在最大、最容易的减排项目先期交易后，当中国也需要强制减排的时候，就会增加中国减排的成本。这是一个更为现实的忧虑。
施泰纳：首先，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他们本身就需要思考自己未来，也需要思考，在全球变暖的条件下，他们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会有所变化。而且，各国也希望看到一个能与全球一起合作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CDM之类的国际合作机制并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CDM的本意是帮助那些没有技术和资金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够较容易的获得实现绿色经济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最终，中国还是需要全面改变自己的国际和国内政策。
当然，即使现在，CDM这样的国际合作机制也只是中国的努力中的一小部分。中国已经有了提高能源效率的国家目标，已经有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也在急速扩张中，中国这样一个如此骄傲的国家，不能把自己的“科学发展”寄望于国际合作。 即便不考虑如何面对哥本哈根回合谈判，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转型也是对中国本身很有
利的。当然，发达国家如果能拿出更多的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将大大加速中国的转型进程。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发达国家愿意做出的承诺不多。因此，哥本哈根回合谈判是重要的，在这个国际合作的协议下，全世界才能从中获益更多。 （阮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上一页1下一页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7570 首页>>绿色 成都，被“暂缓死刑”的河流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7927
成都河流的命运，是中国城市化跃进付出的代价的缩影，如今，那些与水有关，却有名无实的街道名成为城市对消逝河流的最后纪念。几乎每座大都市都能说上一连串河流之死的往事。
在中国的大城市开车，你会经常遇上许多莫名其妙的街道名，小河街、洗面桥、金河街„„视线范围内却见不到任何渠水湖溪。
眼下，成都也有条河流——西郊河，险些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两个月前已经拦截断水、河底打桩，却突然在11月23日被“暂缓死刑”。但它的最终生死，仍在一念之间。 今天，西郊河之险
如果不被叫停，人们忘记西郊河的时间也许不用太长。 这段长七百多米的水面位于成都市区中心，当成都为改善日益拥堵的交通，修建内环单向环线时，这段水域恰好是环线最后的缺口。
10月中旬，承建单位成都兴光华公司围起西郊河两岸，开始在河道底部打桩。项目经理严小舟说，路面将直接盖在河面上，其间会留几个出气孔与疏掏孔。“从视觉上，这段西郊河的确消失了，但是，”他强调，“内环单向环线竣工后，将大大缓解成都交通压力。”
内环单向环线分顺时针环线与逆时针环线，中间夹着成都两条著名的护城河流府河与南河。在西郊河与饮马河两条小河的连接下，府河与南河一直是成都市中心的天然水环线。如今，汽车早已取代船舶，水体不得不让位于水泥。 在忙碌的成都市建委办公室，如果你想坐下来讨论汽车对河流的掠劫与不公，会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城建处副处长梅森林的手机、座机在不停地响，他要研究2010年成都交通发展规划，还要讨论成都新火车站的建设。 “内环单向环线必须接上，”他说，“成都每天新增1600多辆汽车，我们几个月修出来的公路，几天里增加的汽车马上就能填满。” 这名官员对反对声音颇为无奈，“等路修好了，他们才能明白这是件好事，他们不能老纠缠于一条小河，该从城市发展的全局视角去看。”
市政府叫停之前，西郊河加盖工程一直紧张地施工着。 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过去，河流的集体死亡
反对者中最激烈的是成都市河流研究会，这是一家挂靠于市科协下的NGO，一直致力与挽救城市河流的生命。成都市水务局退休高工陈渭忠目前担任研究会专家顾问，这位74岁老人，正纠结于一个无河研究的未来。
首先是长达五公里的金河与御河于上世纪70年代初被“活埋”。其时，国家正以举国之力，备战苏联侵犯，拦截河流，利用河道建造防空洞是最便捷的方式。如今，这两段防空洞或废弃，或改作酒窖，河水早已干涸。
其次是府河、南河水量锐减，水质变差，许多河溪支流长年干涸，一些则变成臭水沟，随后不知不觉消失了„„这与工业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征用了越来越多上游水量直接相关。
根据河流研究会提供的不完全数据，几十年间，成都近300处河道被填塞或覆盖。
对于眼前危在旦夕的西郊河，成都河流研究会会长、四川大学教授艾南山说，成都市区的水网已经不复存在了，河流加盖，尽管只是视觉上的消失，但却是最残酷的虐待，氧气减少，微生物激增，水质自然就要变化；且它只会在见不得光的水泥板下自生自灭，愈来愈臭，且不会引来人们的内疚。
成都河流的命运，是中国城市化跃进付出的代价的缩影，如今，那些与水有关，却有名无实的街道名成为城市对消逝河流的最后纪念。几乎每座大都市都能说上一连串河流之死的往事。
南京，近10年内河流消失了20条，全长逾15公里，珠江路如今早已无江，一度变脏变臭的秦淮河曾经或被铺上了石板，或为了治污，被修起水泥护坡，蜿蜒回转的水道也被工整地裁直了。
重庆，永川芝子河曾被加盖修建美食一条街，长达180多米的水面消失。
杭州，运思河在上世纪30年代末，因水臭钱缺，一填了事；60年代，数条河流改填建成了防空洞；接下来是浣纱河、西河以及一条名叫“小河”的小河„„
将河流覆盖，明渠转暗，在视觉与嗅觉上的确改善了城市形象，但也会让人们对地底下的污水变得心安理得起来，“大家正在用眼不见心不烦的方式来对付它们。”艾南山说。
1990年，成都市建委退休职工张承昕主持加盖饮马河南干流，将这条长达一公里的臭水沟彻底变成了污水下水道。2000年，成都治理府河与南河时，又将这条连贯两条河流的下水道重又挖开，“水面上漂满翻白肚皮的死鱼，经测试，水体含氧量为零，”张说，“十年后才算看清，水不能哪疼医哪，更不能一盖了事。” 如今，张承昕开始为即将消失的西郊河呼吁，“上次为的是污染，这次为的是汽车，下一次呢？”
未来，河流向死而生
河流研究会发起的河流保卫战，几乎没有胜利过。“每次政府不是说资金太困难了，就是交通太拥堵了，”艾南山说，“这几十年，城市的交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是以牺牲河流为代价的。”
这种工业至上，以车为本的城市改造理念在1961年就已被《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抨击，如今，与中国的城市河流逐一死去相对应的是，已完成工业转型的国家却开始拯救曾被他们活埋的河流。
1978年，经济刚开始腾飞的韩国，将首都汉城一条叫清溪川的大河加盖，以掩盖其熏天恶臭，并在上面建起高架桥与工业、服务业中心。二十多年后，韩国完成了粗放式的快速发展，开始致力生态保护，不得不耗资数千亿韩元重新起盖，唤醒河道。
而粗放式积累完成得更早的西方国家，如德、美、日、法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拆除之前人工在河道上铺设的硬质拆料，“为河流让出空间”„„
张承昕搜集了成都一串与水相关的街道名，他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部分名字重又名至实归。 2005年，他主笔撰写调研报告，呼吁恢复金河、御河与大小几十处古河道。报告递交有关部门后，领导很为难，交通怎么办，开发的房地产怎么办，拆迁费用怎么办„„ 西郊河濒死的关键时刻，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赶到现场，发现西郊河已经像搬上了手术台的病人，四周围得严严实实，工人们已经在打桩了。
他们开始在博客上连续发布抗议，与成都文化名人联手呼吁保卫，向市长信箱呈递公开信，联系媒体报道、委托观鸟协会调研西郊河生态状况、反证加盖西郊河加盖的必要性„„“手术”仍在继续进行，相关部门领导一度婉劝记者，这是“市建重点工程”，“老百姓有时满难缠”，建议“不要报道了”。
在几无逆转可能性之时，奇迹发生了，11月23日，河流研究会突然接到通知，一位副市长
紧急叫停了西郊河上盖工程，并强调“河流和道路同样重要，不能因为道路牺牲了河流。” 随后，成都市建委、承建单位成都兴光华公司也接到停工通知。项目经理严小舟说，目前是“暂停”，他们被要求优化内环单向环线的建设方案，通过后再动工。 这两天，田军不放心，几次去到施工现场，才确认“果真是停了”。 西郊河的起死回生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感到“很惊喜，也很幸运”。据悉，在紧急会议上，副市长质问水务局领导，为什么会通过这样的工程。水务局领导也很郁闷，他居然还不知道这个在程序上本应知道的工程„„ 现在，张承昕则想“得寸进尺”，再次提议恢复成都千年水网。和年轻人一道上街，他会习惯性地告诉他们，我们脚下的路，几十年前可是一条小河，我在这里划过船的，它们曾经叫金河、御河、白家塘、王家塘、上中下莲池„„ 上一页1下一页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7927 保住“一江清水”，换来贫穷落后？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7238
钱江源头小县城开化遭遇了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该如何为损失的发展机会定价、补偿？ 对于“钱江源”的头衔，浙江开化县人又爱又恨了10年。
10年间，超过80%的森林覆盖率，大气水体质量、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率均名列全国前列„„这个浙西小城在生态版图上的分量，一天天地加重。
但“经济与生态”的天平，却从未真正平衡过，在生态荣誉背后，却是它从浙江经济版图上的加速退出。
从原隶属的金华地区经济实力的第二名，一直跌到2001年开始，进入浙江省25个欠发达县市行列。现在，它的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甚至排名所隶属的衢州市倒数第一。
为了保护钱江源，五年来开化县共否决了二百多个项目 图/张国友
图/李伯根
今天，开化县的官员们忍不住抱怨这个头衔，越来越像一道紧箍咒，“我们为下游送出了一江清水，换来的却是贫穷与落后。谁该为我们的牺牲埋单？” “我们也曾阔过”
过去的辉煌愈发映衬着浙西小城如今的落寞。“计划经济时代，在当时的金华行署，开化的经济一直名列三甲。”原开化县县长方秋华说。 上世纪80年代，仅仅依靠采伐木材，“半米木头是收音机，一米木头是电视机，两米木头是拖拉机”。位于钱江源头的齐溪镇宣传委员郑建红回忆。
到了90年代初，开化亦曾提出工业立县的战略，依托脚下石煤和硫磺矿的资源，掀起了办厂的热潮，各乡镇兴办的造纸厂、水泥厂、各类矿山企业有数百家之多，年产值超过5亿元，相当于当时开化年工业总产值的七分之一。 原开化县造纸厂厂长的钱根源老人回忆说，在那个万元户还非常稀罕的年代，很多造纸厂高管年终奖就有了一万元。
但“这些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污染，对生态的破坏几乎不可修复。”原开化县生态办常务副主任余政权感慨道，“流到下游常山县的出境水，常年是劣五类，全是黄的。” 污染一度威胁到“自己人”，当时硫磺矿众多的开化县本底乡，因为水体污染严重，尿路结石成了当地老百姓最常见的病。 而当时作为钱江支流的池淮溪，则将水泥生产带来的化工污水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下游的常山
县，一直流到了杭州。 “送出一江清水”
“开化在浙江重不重要？我要是开它两家造纸厂，你在下游马上就知道了。”开化县原环保局局长汪圣瓅开玩笑说，“作为源头的开化县对环境的保护或破坏，直接关系到整个流域的喝水问题。”
钱根源老人亦感同身受。上世纪末，原开化县造纸厂，这家在上游解决了开化县众多人“吃饭”问题的龙头企业，一直威胁着下游常山县喝水的问题，有好几次，因为水污染，常山人都陷入了无水可喝的绝境。
愤怒的常山人“几乎年年都到省里告我们的状，有一次还把我们举报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都来做了报道”，钱根源回忆说。为了掩人耳目，造纸厂不得不时开时停。
钱江源头的这场博弈最终惊动了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柴松岳。2000年6月14日，柴松岳来到了开化县。
省长此行目的明确，直指这个钱江源头县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问题。这个县送出去的污水不仅威胁着常山县，沿途而下的，更有省会杭州及周边多县市的饮水安全问题。“源头是敏感性区域，哪怕一滴污水、一点变化，都牵涉到下游饮用水的安全。”余政权说。 柴松岳最终为这场涉及下游饮水安全的争论拍了板，“你们的责任就是要为下游人民送出一江清水。” 壮士十年断腕
柴省长走后不久，2000年9月26日，《钱塘江源头（开化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规划》成为“全省第一个通过论证的环保规划”。为了向下游送出一江清水，开化的十年阵痛开始了 。
第一个被省长光顾的开化县造纸厂，成了第一个被开刀的牺牲品，上百名职工，一夜成了失业者。
一度承担了开化县主要供电任务的华埠镇火力发电厂是第二个被牺牲的对象。因为无法解决污水排放问题，2000年12月，被彻底关停，二百多人因之下岗。“当时我们并不符合国家政策的关停条件，但硬是将我们作为亏损企业强制破产清算。”当年的副厂长王玉龙回忆。 一直作为开化县工业支柱的华埠镇，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几个县里最重要的大型工厂都遭到了关闭，造纸厂、化肥厂、药厂、发电厂„„无一幸免。”此前这些企业每年都能贡献上千万元的利税。
曾经的池淮镇，占去“全县的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治理过后，这个原本的财政强镇书记，不得不沦落到向时任的县长借来20万元钱，以便周转。
最终的数据显示，企业关闭潮，全县直接经济损失18.4亿元，每年减少利税3.67亿元，而2008年这个县城的财政总收入才4.9亿元。“对于欠发达山区县而言，可谓是壮士断腕。”开化县长金明说。
大规模关停企业的影响迄今仍在，开化县环保局局长邓仕海举例说，从2003年到2006年，开化县的工业用电量一直负增长，排名末尾，竟然只抵前一位者的一半。“在无工不富的共识下，这个数据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关停还带来了大量难解的社会问题，8万开化的主要劳动力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务工，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儿童。 迟到的杯水车薪 在县政府的总结中，当年的关停战役被形容为“以铁的决心，前所未有的力度，空前的代价，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 但真相往往是，所谓的战略性调整总意味着无条件放弃机会，因为不断被定位为生态功能保护区，随之而来的产业约束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2000年起，保护面积是浙江省最大，空气管理质量、标准要求是浙江省最高，空气要最好、水要最干净。”余政权回忆。
2002年，开化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2004年初，又被确认为全省首批2个省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县。到了2007年，“开化95.7%的面积属于生态功能区规划中限制和禁止开发的区域，这意味着在上游很多地区，除了绿色食品加工业，其它什么厂都无法建设。”余政权说。
化工、医药、造纸、制革、印染、冶炼、水泥、味精等在其它县市依然可以的产业项目，在开化，自是被严格实行了禁入制。 开化县经贸办公室的数据显示，五年来共否决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开化生态功能区要求的项目二百多个，投资额数十亿。
为了保证境内大部分水质为二类的要求，开化水环境功能区范围内禁止新建排污口，甚至连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都不能设置。余政权举例说，“金华有一个三亿多投资的项目，浙大的专家都同意了，还是全封闭的、没有废水出来的，仍然被否掉了。” “这极大限制了开化县各类项目的建设，严重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2009年7月7月，开化县政府在给上级领导的一份回报材料诉苦说。
这种压力在和邻近的城市对比之后，更让开化人愤愤不平。“政协曾经引进过一个选矿的项目，被否掉以后跑到附近的县落了户。有人就说，为什么别的县可以搞，开化就不可以？” 在开化自缚手脚、治理污染的同时，开化的生态补偿却一直未能到位。 “开化对钱江的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回报实在太少。”邓仕海诉苦，“前几天省政研室的主任来考察说，开化给你十个亿也不多。”
2000年以来，历届县、市、省人大、政协开会，开化都强烈要求生态补偿。但开化的省人大代表只有两名，人微言轻，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直到2007年，才正式有了对前一年污水控制的生态补偿。”邓仕海抱怨。
这或许还得感谢杭州媒体发起的“反哺钱江源”系列报道。这个持续一年多的报道，暴露出了开化可怕的贫穷，唤起了上游人们的“惭愧之心”，“要是没有媒体的报道，我们可能还要被遗忘很多年”。丧失发展机会补偿？
2008年，浙江省宣布全面实施生态补偿机制，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生态补偿机制。“去年我们分到了三千多万元”。余政权说。
但目前的生态补偿看起来还是很不公平，邓仕海则仍不免抱怨。“比如争取污染治理项目补偿，污染很大的县城，反而有钱补。我们生态搞得早、治理好的，反而没得补。” 另一个是生态目标考核机制的严苛，邓仕海担心，考核办法最终会鼓励大家在环境治理上不要变得太好，以保留上升的空间。
“为避免只单纯强调近年的调整与整治，导致出现先污染，后治理，多污染，多治理，多补助的导向误区，还应确定一定的补助比例用于保护补偿、机会补偿和发展权的补偿。”余政权在一份受浙江省财政厅委托而提供的建议书中说。
他在建议书中，将补偿一分为三，在传统的生态功能补偿、环境治理补偿之外，又单列了丧失发展机会补偿，要求至少不得低于15%。 “源头地区的生态补偿考核指标不够健全。”2008年在接受媒体调研采访时，浙江省环保厅的官员亦承认，并首度肯定了发展机会补偿的必要性，“源头地区多为限制开发区和限制准入区，产业和项目的准入门槛高，当地因此丧失了部分发展经济的机会，为了体现公平，也应该将丧失的发展机会成本作为生态补偿的一大考核指标。” 上一页1下一页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7238 首页>>专题>>能源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独家授权本报刊发：“科学家已尽责,现在看政治家
了”——巴厘会议：绿色经济时代已经降临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3388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继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以来的另一次巨大变革：绿色经济时代。目前缺乏的是一个全球性框架。巴厘会议的任务就是在拟定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政策上取得突破，同时应规定严格时限，最迟到2009年应达成协议
潘基文 phototex/图
好消息：治理可以既不昂贵又能促进繁荣 气候专委会的新报告估计，在今后的三十多年中，改变严重的气候条件可能只需耗费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0.1％
我们已拜读科学文章。全球暖化不假，而且我们是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已听到种种警告。除非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极冰可能融化。海平面将上升。地球三分之一的动植物物种可能消亡。世界各地将发生饥荒，尤其是在非洲和中亚。
有一个好消息几乎为众说纷纭所埋没。那就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而且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容易，费用也少得多。
这是最近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科学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一份报告中的结论。报告振聋发聩，但我们务必不能忽视其乐观结论：重申一遍，我们可以通过既不昂贵又能促进繁荣的途径达到目的。
本周，世界领导人在巴厘举行首脑会议。我们需要取得突破：拟定一项各国都能赞同的全面的气候变化协定。我们必须确定一项议程——一张通往较好未来的路线图，同时应规定严格时限，至迟在2009年取得结果。
目前我们尚且不知这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项协定。是对温室气体排放征税，还是创建一个国际碳交易制度？是应该建立防止毁林的机制，因为毁林造成20％的二氧 化碳排放，还是帮助较不发达的国家适应不可避免的全球暖化影响，因为这些国家承受的影响较大？是否应该强调养护和可再生燃料，例如生物量燃料或核能，规定 在世界各地转让新的“绿色”技术？ 当然，答案不外乎与上述种种大同小异的一些方案和其他更多的方案。如果谈判因问题庞大和复杂而陷入僵局，我们就会失去最宝贵的资源：时间。在这方面，最好 能设想一下我们如果获得成功，未来将会怎样。未来不仅会使所有人都拥有一个更加清洁、健康、安全的世界，而且处理得当，我们应对全球暖化的努力事实上也将 为全球经济向生态友好方向转变奠定基础——促进增长与发展，而不是像许多国家领导人害怕的那样，束缚增长与发展。
中国的节能减排承诺与欧洲相当
在未来5年时间里，中国承诺将GDP单位能耗减少20％——这与欧洲承诺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0％的目标在本质上相差无几
我们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曾目睹三次经济转变。第一次是工业革命，随后是技术革命，之后是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另一次巨大变革：绿色经济时代。
证据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往往见之于意想不到的地方。我在最近访问南美时，亲眼目睹巴西已成为最大的绿色经济角色之一，其44％的能源需要来自可再生燃料。世界平均数：13％。
欧洲平均数：6.1％。
人们大肆报道的是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但人们有所不知的是，中国最近在努力应对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今年将投资100 亿美元，研发可再生能源，该数额仅次于德国。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太阳能和风能领先的国家。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东亚领导人首脑会议上保证，在5年时 间里，将国内生产总值单位能耗减少20％——与欧洲承诺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0％的目标在本质上相差无几。 这是未来的道路。根据一些方面的估计，只要采用现有的投资收益达到或超过10％的技术，就能在今后15年中，将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减少一半。气候专委会的 新报告提出了非常切实可行的办法，其中包括提高空调和冰箱标准以及改善工业、大楼和交通的能效。报告估计，在今后的三十多年中，改变严重的气候条件可能只 需耗费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0.1％。 增长并非一定会受到影响，事实上或许还可能加快。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表明，如果美国能够用可再生能源满足其20％的电力需要，就可创造30万份工作。一 个重要的慕尼黑咨询公司预测，到下个十年结束时，德国环境技术工业的从业人员将超过汽车工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全球在无温室气体能源方面的投资将在 2020年前达到1.9万亿美元——这是全面调整全球工业的种子资金。
现在取决于政治家的谈判
巴厘会议是对政治家们领导能力的考验
全世界许多地方的企业已经在要求制定关于气候变化的明确公共政策，不管这种政策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规章制度、排放上限、能效指导方针。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企业需要基本规则。帮助创建这种规则正是联合国应该发挥的作用。
我们在巴厘会议上和会议之后的任务是塑造这一刚刚开始的全球转变——为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时代打开大门。目前缺乏的是一个全球性框架。有了它，我们，全世界人民，就可以协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科学家已尽到他们的职责，现在轮到政治家了。巴厘会议是对他们领导能力的考验。我们还在等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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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荒】石油巨头供气潜规则保谁不保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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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国性气荒主要是由于下游市场急剧膨胀、保护重点省份供应、供给调节能力不足和气价无法引导市场这四大因素所致 “只够做一顿饭”
瑟瑟寒风中等待一个小时以后，毕强望着濒临警戒线的储气柜怅然而去。本周一晚六点，本来要运送压缩天然气的槽车没有来。
这位太原天然气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遗憾地告诉记者：“气柜中的天然气只够太原老百姓做一顿晚饭。” 夜幕重重中，太原晚饭用气高峰已到。位于太原程家村的天然气储配站却成了只进不出的“蓄水池”。“只能熬过晚高峰，看看情况再说。”毕强说。 情况继续在恶化。 本周二凌晨，太原天然气公司的天然气压力表甚至一度指向了零，这也是十多天以来的最低点。天然气压力的降低，意味着储气柜无法储气，第二天用气早高峰来临之时，储气柜将无
法工作。
持续了近七个小时后，太原市不得不向工业用户停止供气。而为太原提供天然气的山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直到当天下午才开始逐渐增压。“每天就那么一点气，我们是精打细算地花。”太原天然气的一位内部人士说。在他们看来，虽然山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没有明确说这是“限供”，然而天然气压力降低，几乎等同于“限供”。
据了解，目前太原天然气每日用量为80万立方米，缺口达20万立方米。
太原只是全国气荒的一个缩影。过去几周内，气荒席卷大江南北，且愈演愈烈。这也是自2004年年底局部地区出现“气荒”以来，全国第一次出现大范围的气荒。
中国天然气消费量 图/CFP
如同前两年电荒发生一样，政府措手不及。近期，国家发改委紧急召开各部门参加的会议协调解决方案。中石油四大产气区之一——长庆油田的一位高层在电话中以急促的语气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全力以赴加大生产。 低温雨雪天气导致冬天来得过早，这是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天然气业内人士的第一句话。以北京为例，其取暖期因天气原因整整提前半个月。 然而，“天气导致气荒说”并未得到公众的认同。今年能源价格的集中调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预期、公众的集中反弹。一个被誉为“太老旧、太俗套”的“垄断”话题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此次全国性气荒主要是由于下游市场急剧膨胀、保护重点省份供应、供给调节能力不足和气价无法引导市场这四大因素所致。 保谁不保谁？
如同重庆守着大气田却频发气荒一样，谁都不会想到，太原这个位于“陕京二线”天然气管道上游的城市会出现气荒。“陕京二线”这条天然气输气管线西起陕西榆林，经陕西、山西、河北，终点站为北京。在陕西、山西当地人的记忆中，当年的“陕京一线”就没有让当地受益。“为了保北京，我们都是二等公民。”一位山西业内人士说。
此次气荒更加剧了当地的矛盾。由于太原天然气公司与山西省天然气公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所以无法让后者确保太原的天然气供应，为此，太原市不得不请山西省政府出面协调。 太原天然气公司相关人士称，省公司“降压”做法主要是为了保证主干线的天然气压力，“只好牺牲支线”。目前，中石油负责西气东输等大型干线管网，诸如省天然气公司主要负责省内主干网的建设，而太原天然气公司则负责城市管网建设。
记者注意到，北京燃气集团宣称，北京天然气储备充足，不会出现天然气供应紧张。这意味着，陕京线的周边省份将遭受“限供”。
事实上，隐藏在“保谁不保谁”背后的是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在市场占有与政治责任之间的左右徘徊。
以“陕京二线”为例，除了沿途城市之外，山东济南、青岛等市天然气的来源之一是从河北延伸出来的一条管线。这样，每年一旦北京用气紧张就会影响山东的供给。
石油专家王勇说，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个娘两个孩子，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算盘。在供气政治压力之下，两大集团一边在保大城市供气，一边却在试图相互渗透。
以山东为例，其作为中石化的传统区域，一直备受关注。山东不仅经济战略地位突出，而且油、气资源战略地位同样突出，即使中海油都想插手山东市场。
有趣的是，为了巩固山东市场，中石化将中原油田的天然气尽可能输往山东，这就造成河南空虚，中石油迅速进入河南市场。作为反击，中石化不忘在中石油的天然气开采地陕西榆林插手，建设一条榆林到济南的输气管道“榆济线”。
河南省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之所以这几年河南年年气荒，今年更是席卷全省，一个
关键因素是中原油田天然气供应减少。 为了减轻天然气供给压力，河南省不得不寻找新的稳定的气源。他们在中石化收缩战线之时，迅速和中石油达成协议，希望其支持河南省天然气。 据了解，河南省已经和中石油就西气东输二线的用气量展开谈判。这个最早使用中原油田天然气的省份，现在反倒要指望还未竣工的西气东输二线。 膨胀的市场
天然气下游市场急剧膨胀谁也没有料到的。中石油一位曾主抓天然气销售的高层告诉记者，当年他们为了销售西气东输的气，四处游说，结果到处碰壁。 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
与液化石油气、煤气等能源相比较，天然气迅速变成了一种优质燃料。南方周末记者在山西省天然气公司看到一份天然气管网规划图，在这份图中，相关管网经过区域，都注明诸如陶瓷、金属镁、氧化铝、电解铝、玻璃、钢铁冶炼等工业项目。
河南省发改委的官员说，每年省里都要在入冬之前积极协调天然气，然而城市扩张、民用天然气的增加、工业项目，甚至是大量“油改气”车辆的投入运行，天然气缺口依旧很大。 去年中国天然气总产量约为760多亿立方米，虽然与上年相比增长12.3%，然而，消费量却达800亿立方米，不足的部分需要进口弥补。 为了弥补天然气的“亏空”，中国将西气东输二线的建设周期缩短近四年，为的就是将中亚的天然气输往中国。即便如此，天然气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南方周末记者年初在新疆采访期间发现，在原本的西二线的穿越山脉的地方，已经在西气东输二线基础上预留了管道铺设位置。
天然气成了各地争夺的对象。2007年年底，在国家发改委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来自西气东输二线沿线的全国各个省份纷纷提出自己的用气计划。
据当时参会的人介绍，各省提出的用气计划主要在民用、工业方面。一次原本如何支持西气东输二线的会议变成了一个“诉苦会”。
比如江苏省认为，上游资源供应渠道单一和气量严重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实施西气东输二线，对江苏来说，十分必要，十分迫切。”而缺气大省河南省更是指出，由于供需矛盾突出，一些地方因天然气供应不足甚至造成一些不安定因素。 供需不均衡之下，可怜的国内天然气就显得弥足珍贵。 中石油曾主管天然气销售的高层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天然气合理利用，不要在夏天急切发展工业用户，结果冬季来临就出现气荒。事实上，2007年在国家发布天然气利用政策之后，还有地方政府在发布天然气制甲醇项目招标。“天然气好比一碗水，不要想舀多少就舀多少。”上述中石油高层说。
图/梁伟驰 价格机制失效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做好迎接天然气时代的准备。 太原天然气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毕强说，目前太原正在进行天然气置换工作，也就是将以往煤气管道置换成天然气管道。其中管道改造就花费了六千多万元。
按道理，价格是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最敏感的工具，实际情况却是，中国的天然气价格由政府定价，无法反映实际需求。
中国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是，出厂价加上管输价格形成城市门站价，然后加上输配费后，最终形成终端用户价格。其中各个环节均由政府模式。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国际油价60美元之时，进口中亚的天然气大致近每立方米2元，这其中除了到霍尔果斯的口岸价格之外，还包括商检及口岸费用等。若再加上1元的平均管
输费，到城市的价格在3元左右。
以西气东输一线为例，其输送到上海的工业用气价格是每立方米1.8元，民用的价格为1.4元。其中，工业用气价格还是2007年之后国家提高了4角之后的价格。
这意味着，即使西气东输二线的气全部供应工业，也会出现每立方米亏损1.2元。这种定价模式自然会让生产商积极性受损。
低价能源，而且是定价模糊的能源首先鼓励工业项目挤占城市用气。按照以往惯例，中石油都是年初与大用户直接对接，这些用户报量以及用气规律，据此做出天然气供给计划。“一般还要多预备10%到15%放在储气库之中，特别是为冬天多准备一块。”
然而，所有人发现，天然气储备库还是无法起到调峰作用，主要是“很难寻找到适合建设储气库的地质条件”。 或争气、或调节、或外调，一场等同于当年电荒、煤荒的抗击气荒的战争正在上演。毕强说，他们目前就是让太原形成多气源的用气结构。今年3月，在用气紧张之时，太原就先后调晋城煤层气保证太原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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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经济 【专题·全球气候博弈】中国的角色
作者: 邹 骥（气候变化中国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国人大环境学院副院长） 2007-06-13 20:21:0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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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说我们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跑冒滴漏、高污染、高排放，情有可原。再过２０年，我们还能这么说吗？中国要利用气候变化这场国际博弈，促进提高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中国的富强，应是一种积善成德、施惠于人的力量
中国在气候变化这场国际博弈中，从最初的规则制定就参与，而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当年中国积极参加并发挥影响的，是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确立“共同但有区别”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已由各方接受，成为国际环境问题的一个准则，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胜利。这是中国，也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这是老一辈谈判家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京都议定书》你要不去谈判，就跟发达国家一起减排了，那样可能我们的发展空间、环境容量资源、应该去要而且能得到的利益都会没有。《京都议定书》谈得特别好，一方面让发达国家去减排，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有清洁发展机制，总体说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这都是经过艰苦斗争争取来的。
当然这种事情到底能持续多久，又取决于第二轮博弈。国家形势的变化，实力的变化，整个气候变化形势的变化，这些都将对这轮博弈产生影响。谈判者的任务就是要及时分析这些情势的变化，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出一套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谈判方案，而且实现它。
谈判的主动权不仅是谈判谈出来的，谈判者背后依托的更是国家的实力，国家的政策和战略，这是你主动权的来源。如果国家大政方针有问题，再怎么谈，也不会有主动。
气候政策谈判从１９９０年开始，现在的中国跟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候我们一味地强调我得发展我得排放，我不能承诺，当时国际气候谈判圈里称中国是Ｍｒ．ＮＯ。从历史的眼光看，我们也应该这样，这样的立场一点错误都没有，也符合把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给国家争取发展空间。
但是斗转星移，十七八年过去了，从《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到现在也已经１０年了，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承受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的研究成果也进一步证实气候变化的严重性，但是最大的变化我认为就是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中国在审视气候变化战略的时候，更看重国内战略。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这些提法由来已久，并不是说以前不倡导。“九五”期间就谈到两个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那时中国也在搞绿色跨世纪计划、治理淮河等等，也很热闹。本质上今天的政策是当年政策的延伸，变是变在程度和重点上。 今天强调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强调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也不是空穴来风，标新立异，是有深刻的客观背景的。主要是“十五”期间遇到了非常强烈的资源约束，另外中国进入一个我说的高资源、高能源消耗的发展阶段。十年前我们也在修路盖房子，但都没有今天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科学发展观等这一系列主张，已经成为中国当今发展战略的主旋律。
这个变化势必然影响到气候变化政策。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基本的观点、立场没有也不必改变，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国内的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这些在今天强调得要更多更突出。
然而，我以为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目标恐怕要有个变化，原有的政策目标依然还存在，包括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保护中国的国际形象、支持国际正义、尽可能保护气候等，但有一点过去很少提及，那就是要用气候变化这场国际博弈，促进提高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这也应该成为气候变化政策的多目标之一。
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综合实力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污染型的经济，这表明你没有竞争力，不合潮流，对外对内都不好，要把这顶帽子甩出去。如果真能通过这场国际博弈，让中国经济在二三十年后变成一个更清洁的低碳经济，对应的技术我们也掌握了很多，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今天我们说我们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跑冒滴漏，高污染，高排放，情有可原。再过２０年，我们还能这么说吗？但现在有这样一个风险，如果我们不努力，不掌握这样的技术，尽管经济总量上去了，但经济性质还是低档次的。国际上的趋势是采纳清洁的技术，无论是电厂还是化工产品，如果到时候我们生产的这些产品没有采纳清洁技术，很有可能出口受阻，那时还得去学习引进别人的技术，还是没有竞争力，还是不行。 这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面向世界还有一个更高的战略考虑。中国发展方向是要跟世界更和谐地相处、融于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实际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价值观的含义：假如中国真正富强了，应该是一种积善成德、施惠于人的力量。 这事关一个大国以一种什么姿态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其实中国还没怎么着呢，就让世界很恐慌了。中国提和谐世界，这很聪明。不管出于功利还是道义，一个国家还是要讲德，讲价值观，你的价值观是不是有吸引力，是不是让别人向往，这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崛起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报记者邓瑾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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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客还是商人？垃圾“主烧派”，你为谁做主?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特约撰稿 赵一海 发自广州 2009-12-02 21:09:32 来源:南方周末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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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 排放 二恶英 固废 已有评论24条 发表评论 收藏 推荐给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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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专业权威，他们忙碌的身影，出现在各种有关垃圾焚烧的场合；因为坚定地支持垃圾焚烧，并发表各种令公众难以接受的言论，他们备受争议；然而他们身上的多重身份以及这些身份背后可能的利益悬疑，却始终未被公开—— 任何对于学术环境的费解以及对专家背后的利益指摘，似乎都阻挡不了垃圾焚烧产业的快马加鞭。主烧派专家们称，2008年-2015年将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的黄金时期，但民众们已经心怀揣测，所谓黄金时期，对这些主烧派专家们的口袋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明码标价的舆论阵地
“两万块，再少也得一万八”
最近，正值各地垃圾焚烧争议此起彼伏的当口，被称为“主烧派”（支持垃圾焚烧专家的简称）代表人物的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下称“环境系”）教授聂永丰也正处于一场舆论漩涡之中，他被指“因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而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 聂永丰或许无暇顾及这样的质疑，“这两天要准备两个报告，周三还得去日本。”11月30日，他以“忙碌”为由，多次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更深入的采访。
按照主办方的计划，一个星期后的12月10日，他将会出现在中国固废高级论坛上（固废，固体废物的约定俗成的简称），作为被邀请的专家，他将做“焚烧飞灰处理技术的应用和未来发展”的主题发言。 这一论坛由“中国固废网”和清华大学环境系联合主办，今年已是第三届。但种种迹象显示，这很难称得上一次纯粹的学术讨论。
“我们是免费邀请了政府官员、几大设计院的院长，还有像聂永丰、徐海云这样的专家，其他的一些企业、小的设计院和科研院校是要收费的。”负责此次论坛会务工作的彭泓女士说。 据介绍，与会单位或企业向主办方缴纳的会务费用是2000元，不包括食宿费用，“目前已有三百多家企业、单位确定参加”。 为期两天的会议日程中，固废领域的各方代表都将有发言的机会，但除了特邀的官员和专家外，发言者都必须缴纳一笔费用，“两万块，再少也不能低于一万八”。在彭泓看来，这样的收费在业内算是“性价比很高了”，“有一个专门针对国外企业的固废论坛，光会务费就一万八，更别说是发言了。”目前，申请发言的人数已达十几位，包括一些日本和欧洲的垃圾焚
烧炉企业，“名单还在增加”。
主办方甚至称，还可以为大客户提供更为周到的“定制服务”——如果企业提出要求，将可以安排企业和专家、官员在更小范围内的交流，而“定制服务将按照企业的具体要求来协商收费”。
这所有的收费，都将汇入一个叫“北京金城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下。“我们就是一家私企，”彭泓介绍，“公司的创始人是清华大学的学者，有环保部门的政府背景。” 来自北京市工商局的企业信息显示，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傅涛”，其身份验证了彭泓的介绍——清华大学环境系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的副教授、副研究员，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同时还是中国水网总编，而中国固废网正是中国水网的“姊妹网”。
一位环保人士感慨，连他这样长期关注环保的都以为中国固废网是一家政府网站或者公益组织的网站，更别提普通公众的印象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错觉”。 这原本或许是中国当下各色名目的论坛的常规模式，但因为垃圾焚烧的争议声，它背负着巨大的质疑。
从主办方公布的专家名单看，与会专家大多属于“主烧派”，除了聂永丰外，还包括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院长徐文龙、总工程师徐海云等。“不用看，都知道他们要说什么，无非就是在鼓吹垃圾焚烧，很显然，这个网就是他们的舆论阵地。”赵章元说。这位被国内舆论称为反烧派领军人物的中科院退休教授并未在论坛主办方的邀请之列，“因为我是反对焚烧的，怎么可能请我去给企业发言呢？
梁伟驰/漫画
”研究院其实是“公司”
表面上打着“研究院”或学术机构的旗号，其实进行的是企业行为。 清华大学环境系被反烧阵营称为国内主张垃圾焚烧的大本营，在公开场合活跃着的主烧派专家们，都与该系或多或少有着某种关系。聂永丰教授被认为是“主烧派”中的权威，为北京制定三百米焚烧距离标准的北大教授刘阳生、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的总工徐海云都曾是聂永丰的学生。
聂永丰教授既有和曾经的学术头衔可谓众多——清华大学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及资源化研究所所长、国家环保总局所属一中心研究部主任、中国环境学会固体废物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府技术顾问（环境卫生）„„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常被人忽略——国环清华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下称 “国环研究院”）固体室主任，负责审核该院所承担工程项目的技术文件。 最近，这家研究院因为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的环评报告正麻烦缠身。北京市奥北社区志愿者车女士向记者透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出具环评报告的这家研究院其实并没有环评资质。
但该研究院的网页上，环保部所颁发的1022号资质却赫然在目。据了解，1022号环评资质是环保部颁发给清华大学的，由环境系代为管理。“但环境系主任余刚则明确告诉我们，阿苏卫环评报告和环境系毫无关系，他本人对这个项目一无所知。”车女士说。 事实上，代表清华大学管理1022号环评资质的，是一个叫“环境影响评价室”（简称 “环评室”）的机构，其主任是环境系的副主任汪诚文，“这个评价室并不是一个实体。”该室副主任杨卫国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
那么，出具这份环评报告的研究院与“环评室”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南方周末记者经调查得知，这家“研究院”并非科研机构，而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全称是“北京国环清华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正是汪诚文，但是
从该研究院的网页上，丝毫看不出任何的“公司”痕迹，俨然一个研究机构。 杨卫国向记者承认，国环研究院确实没有环评资质，资质属于环评室，“环评室和国环公司有人员方面的交叉”。
令人目眩的机构名称背后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南方周末记者得到的一份今年8月北京华源惠众公司（阿苏卫项目的业主）给国环研究院的内部文件，该文件显示，国环研究院“同意按照贵公司（即华源惠众）的方法，对外统一口径将环评单位改为清华大学和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从8月至今，阿苏卫附近的居民们一直在等待清华大学的答复，“三次与环评单位的沟通中，我们从来没见到过撰写环评报告的专家。”车女士说。
据调查，清华大学相关部门此前就有过前科。2001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曾对清华大学进行了“三个月整改、暂停使用环评资质”的行政处罚，原因是在2000年一年内，该校就出具了两份“结论依据不足，工程分析不全面，质量较差，被专家评审会否决”的环评报告。 更为人诟病的是，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自2008年7月点火试运行至今，尚未通过环评验收，而出具环评报告的正是这家研究院。 一位环保人士坦言：“在固废领域，这种机构混乱的现象并不只有清华一家，很多机构表面上打着‘研究院’或学术机构的旗号，其实进行的是企业行为。”而对于非专业领域的公众来说，则常常被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派而迷惑。
垃圾处理的巨大利益对许多人而言是个无法抗拒的诱惑。 CFP/图 谁是麻烦制造者？
最不满的不是支持意见，而是支持意见背后的利益悬疑。 专家们的身份还不限于此。
2009年3月举行的“第七届固废高级沙龙”是一个经常被反焚烧人士提及的会议。此次会议依然是由清华大学环境系和中国固废网联合主办，出现的也依然是一些熟面孔，包括聂永丰、徐文龙、徐海云这样的主烧派专家，当然，少不了的还有数十家企业负责人。 此次会议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在于会间传递出了一些坚持垃圾焚烧的强硬言论，广为流传的论断包括：民众无知，是阻力；媒体的宣传报道是无序的、猎奇的；建议政府部门排除干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对民众采取强制和高压的法律约束和权威，宁可搬迁居民区，也不一定要搬迁垃圾处理场。
此次会议围绕的主题本是“北京市的垃圾处理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建议”，公众本以为是专业的学界讨论，但会上一面倒的发言，反对者的声音依然阙如。仅仅5天之后，北京市有关部门就传出了北京市计划将大力建设焚烧炉的消息，而此前，在六里屯事件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有关部门都没有发过声。“足见他们影响决策的能量，”一位环保人士说，“也正因为这一点，垃圾焚烧企业才会成天围着这些专家转。”
事实上，活跃在公众视野里的聂永丰、徐文龙、徐海云等专家，还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成员，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则是垃圾焚烧的行业标准的主要的制定机构。
2007年，北京市出台了300米的垃圾焚烧安全距离标准，被反烧派指责是专家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量身定做”的——焚烧厂选址距离最近的宿舍区约500米。当年的专家论证会上，赵章元强烈反对，他认为“总局文件原本是1000米，后来改到800、700，这个距离关系到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应用数学模型来模拟计算时一定要经过长期实践的观察检验”，为此，赵章元还和起草此次标准修改的聂永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300米的标准在那次论证会上并没有被通过，但几个月后还是出现在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文件上。 主烧派专家们不仅试图影响政府政策，有时还得帮政府做一些民众的宣传解释工作，这或许本无可厚非，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却越来越成为民众眼中的“麻烦制造者”。
出席2009年10月30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媒体会的四位专家身份一经公布，便激化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引发了11月24日的散步事件。其中的一位专家舒成光的身份后来被公开，他是美国卡万塔（中国区）副总裁，这家全球最大的垃圾发电企业，在美国本土的名声并不光鲜，两年前开始积极进军珠三角地区的垃圾发电市场。
公众最为不满的并不是专家们支持垃圾焚烧的意见，而是这所谓支持意见背后的利益悬疑。直到目前，这都是一个难以透明的暗箱子。 “至少他没有忠于科学”
一开始都对垃圾焚烧有着更为保守的看法，但在某个时间忽然就改变了学术立场。
这四位专家中当然还包括聂永丰教授。他也同样被激愤的民众查根究底了一回。结果发现，2000年，聂永丰等人申报了一项名为“一种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这一消息被披露后，他被公众指责为“锅炉专家”、“利益相关者”。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则对聂永丰的相关学术研究历程产生了兴趣。 毛达发现，在1995-1998年之间，聂永丰的多篇论文还只是论及垃圾填埋污染防治技术。1998年，他在《中国固体废物管理与减量化》一文中还认为：„„焚烧因其投资大、运用费用昂贵、操作管理要求高，在我国的发展受到限制。
但经过1999年的沉寂，聂永丰的观点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在《我国城市垃圾焚烧技术发展方向探讨》一文中认为：焚烧技术作为一种可以同时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处理技术，已成为我国部分成熟垃圾处理的首选技术„„必将成为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城市垃圾处理的一种主要技术„„
这个被毛达称为聂教授学术研究分水岭的2000年，也恰恰就是他申请焚烧炉专利的那一年，这难免给公众留下了联想的空间。
略微梳理一下几位主烧派专家的学术研究过程，就会发现他们有着相同的学术路径：一开始都对垃圾焚烧有着更为保守的看法，但在某个时间忽然就改变了学术立场。 细心的网民们还发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里，收入的聂永丰教授的专利发明就达到了25项，绝大部分都与垃圾焚烧有关，其申请时间全都是在2000年以后，随着与日俱增的专利数量，更加坚定的还有聂永丰的主烧派立场。
相较于民众对于聂永丰利用学术牟利的道德指责，毛达的评价更为谨慎：“道德指责只是猜测，但至少可以说他没有忠于科学。”
“所谓专业的科学领域内必然会有学术之争，但现在却是一面倒，这很不健康。”赵章元说。 研究水环境出身的赵章元就曾被指“不专业”，然而，正是这位“不专业”的退休教授却成了反对垃圾焚烧的领军人物，“对垃圾焚烧有不同意见的官员、学者还是不少的，但公开言论的却很少，”这让他感到很费解。 但现实的情形似乎令反烧派悲观，任何对于学术环境的费解以及对专家意见背后的利益指摘似乎都阻挡不了垃圾焚烧产业的快马加鞭。聂永丰说，2008年—2015年将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的黄金时期，但民众们已经心怀揣测，所谓黄金时期，对这些主烧派专家们的口袋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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