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炊烟升起

又见炊烟升起

作者：孔 陶

来源：《江苏教育》2010年第14期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每当听到这首台湾校园歌曲，我都会莫名其妙地想起塔集——高邮湖畔一个让我终生眷恋的水乡小镇。在我的记忆深处，那儿的水，那儿的人，那儿的田野，那儿的村庄，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宁静，那样的淡泊，那样的质朴，那样的亲切，跟谢灵运笔下的山水、陶渊明笔下的田园诗似的，让我百读不厌、爱不释手。

其实，我是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鬼使神差一脚踏上这片桃花源般诗意的土地的。1984年6月，我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班主任胡苏小老师找我谈话，说是公安系统有一个名额，问我想不想去。我那时非常单纯，心里只有两个想去的地方：一是江苏油田，因为我的女朋友先我一年毕业，就在那里教书。二是金湖，理由也很简单，因为那里有我的家，有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妹妹。胡老师说没有到油田的名额。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回金湖一条路了。我是从金湖中学毕业的，当时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不愿意回母校，因为想到要与过去的老师同事，心里便有些不自在。四年前教我的那些老师，当时大多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看到我毕业回来自然非常高兴，他们希望我能回母校工作。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电影文学的。回到金湖便一心想找个清静有闲的地方，搞曾让自己有些痴迷的电影文学。结果事与愿违，因为不服从分配和分配中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我拿到了一张多少带些惩罚性的分配介绍信。

我的目的地是塔集中学。

就像《桃花源记》里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样，那时我对塔集和塔集中学几乎一无所知，记忆中仅有的一次关于塔集的信息还是“路过”——那是大三那年暑假，我们相约到同学姚丰俊家玩。姚丰俊家在夹沟，从金湖县城到夹沟，塔集是必经之地。我们乘的是天蓝色的公共汽车，那车本来马力就小，又是在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上，跑起来慢慢腾腾，跟蜗牛爬似的。尽管如此，小镇塔集在我的眼前也只是一晃而过，除了高高低低几座店铺和民居之外，再没有任何意象留在脑海长驻心间。我是相信命的。命中注定我与这座水乡小镇有着一段不解之缘。后来听说她是尧的故乡，我不知道我的前世与尧有什么关系，但是命运之神还是将我生命中最青春的时光给了她。那一年我22岁。正是书生意气的年龄。等到我离开她的时候，已经28岁几近而立之年了。

我到塔集中学报到是在8月下旬，我一个人骑着父亲送给我的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出发了。那时买自行车跟柴米油盐一样，都是要凭票按计划供应的。“凤凰”与“永久”、“飞鸽”是那时自行车的三大名牌，属于稀有的高档消费品，要想得到这样一辆自行车，除了有钱之外还得有关系。我父亲在公安局工作，上至书记、县长，下到局长、股长。上上下下各路英雄豪杰几乎无一不熟，有的是关系。因此，父亲手里很快便有了一张“购买‘凤凰’牌自行车一辆”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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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钱也没成问题。那时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准丈母娘非常喜欢我，一听说我要买车，便爽快地说钱由她掏了。就这样，我没费吹灰之力便得了一辆崭新的“凤凰”。

一个人的午后是寂寞的，寂寞的午后我一个人骑车行驶在风尘仆仆的乡村公路上。自行车把上吊着一个尼龙网兜，尼龙网兜里装的是暖水瓶和饭盆、脸盆之类日常生活用品：自行车后座上则捆着一个旧的帆布箱子——箱子是父亲当兵时用的，后来传给我一起读了四年大学，如今我又将带着它下乡教书了。箱子里装的除了衣服就是书了。读书人是离不开书的，更何况如今不仅自己读书。还要教别人读书呢。从县城到塔集大约有四十里的路程，中间有条“漫水公路”。提起“漫水公路”，当地人常常会这样解释给你听：漫就是淹，漫水就是淹水，漫水就是水漫，淹水就是水淹，漫水公路就是水漫公路，淹水公路就是水淹公路……虽然哕嗦，但细细想想还是有他的道理。旱季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经漫水公路直达，快且省事。雨季就要麻烦多了，先要赶船，然后还要赶车。无论赶船还是赶车。都得争先恐后，否则，不是等船就得等车，那时车船班次都少，等下一班车船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因此，那时上一趟塔集，有时比今天去一次上海还要费时费力。这一年天干雨少，上游三河闸没有放水，这样我便可以骑车从漫水公路消消停停放着心地走了。

漫水公路是水泥铺的，烈日之下，路面热烫烫的，车轮滚动。便有热风拔地而起，人在车上，便跟蒸桑拿和吹电热风似的。漫水公路两旁都是一望无垠的沼泽地，沼泽地里满眼都是大大小小的池塘，星罗棋布。水里有野鸭在游，天上有水鸟在飞。在大的池塘里，有成片成片的家禽，那白的是鹅，灰的是鸭；白的曲颈向天歌，灰的引吭呱呱叫，仿佛自然动听的两个声部的大合唱。走过漫水公路，我感到有些渴了。路边树下正有一个卖竹叶茶的小姑娘，一张瓜子脸黑黝黝亮闪闪的。一双大眼睛也是乌溜溜亮晶晶的。我便在她的茶桌前停了下来。要了一碗竹叶茶，一边喝一边问她往塔集怎么走。她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就露出一口雪花白笑着告诉我说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堤下。二是堤上。堤下是沙石公路，通公共汽车；堤上是泥土路，可以步行和骑自行车。我谢了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将车骑到了堤上。堤上郁郁葱葱都是槐树。此时虽然已经过了槐花开放的季节，看不到那一串一串、白底透着点绿意的朴朴素素淡淡雅雅的槐花了，但是骑着车在树阴下慢行，人身上、心里都凉凉爽爽的，于是情不自禁便哼起歌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虽然并没有听到牧童的歌声，但心里还是有一种由衷的快乐和满足。人都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情结，毕竟，我们都是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的呀。 四十多里的路骑了两个多小时，我到塔集中学的时候已是下午快五点了。校园大门朝西。进门是一条石子路。石子路两侧是两排枝干粗大的法国梧桐。从太阳下走进梧桐树阴里，跟刚才在堤上槐树丛中一样，身上、心里都是凉凉爽爽的。透过葱郁浓密的梧桐树阴，隐约可见路南路北两排平房，都是青砖青瓦，古朴而典雅，跟穿着青花布衣的旧时女子似的。路的尽头是一片操场。说是操场，其实只是一片泥地。泥地上竖着水泥做的篮球架子，看不见有学生在上面活动——大概是学生还没有报到吧，只有几只鸡在泥地上觅食，还有两只白鹅，昂着头，大摇大摆踱着方步，一副情侣悠闲自得散步的样子。操场南边是一条小河沟，水浅浅清清的，水上有层层叠叠的菱藕：北边是一排红房子，每间房子门上都有一个木牌子。一看就知这是教师办公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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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房子西边第一间是教务处。我推车走到门前，便有一个红脸膛大胡子的中年男子迎了出来。他看了我一眼便说你是来报到的吧。我说是呀。他便非常热情地把手伸给我说欢迎欢迎。大胡子将我拉进教务处，又将一个白脸汉子介绍给我。我这才知道大胡子叫王齐凡，是教务主任；白脸汉子叫张福新，是教务副主任。寒暄之后，他俩又将我带到隔壁一间办公室。一看上面牌子，原来是校长室、党支部。里面也是两个人，前面一个瘦瘦小小白白净净的，脸上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后面一个也是白白净净的，只是块头稍大一些，脸上戴着一副红边眼镜。他们听说我是新来的教师，便都跟大胡子一样热情地伸出手来说欢迎欢迎。大胡子介绍说这位(戴金边眼镜的)是佘校长，这位(戴红边眼镜的)是唐支书。彼此又是一阵寒暄。寒暄之后。余校长便叫来一位瘦高个子的人，对我说他姓郭，是学校管后勤的。红房子后面还有一排红房子，他们一起将我送到后面这排红房子前，指着其中的一间笑着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宿舍，简陋点，将就着住。我连说谢谢谢谢。他们又说了一会儿话，便一一告退。没过多久，宿舍里又来了一个人，名叫张华，在分配会上我们就已经认识了，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的，是我们这一批到塔集中学的四个人之一。其他两个人，一个叫吴九峰，扬州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一个叫薛玉龙，跟张华是校友，只是他学的是中文。和张华同宿舍，我的直觉还是不错的，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张，说不准五百年前我和他还真是一家子人呢。

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乡村教师生活。塔集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规模并不大，初中有十几个班。高中却只有六个班。我教高一两个班语文。大胡子说我是新教师，从起点教起最好。他说好我自然也就只有说好了。其实，对教什么年级我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要求，那时什么也不懂，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第一次正式走进课堂，走上讲台，面对台下那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自己讲什么?怎么讲?想着想着，心里便有些激动。我不知道自己第一次是怎样走进教室的，也不知道走进教室之前。是否也跟于连一样，握紧拳头悄悄对自己说了一声“准备战斗”。心动过速是自然的，我分明清晰地听到了血液里澎湃的激情。二十年之后，我的学生对我的那一堂“处子课”依然记忆犹新，每一次见面，他们总是津津乐道我穿的衣服、戴的眼镜和“花飞飞花花飞灰”。“花飞飞花花飞灰”是我课上讲的一句绕口令。在我的宿迁方言中，“h”和“f”不分，我便编起来想绕绕学生。结果学生一个个说起来都跟“奔驰”跑在高速公路上似的。没绕着学生倒绕着了自己，教室里那个笑啊——好在是楼房，不然屋顶真的要被那满堂的笑声给掀翻了呢。我渴望上课，学生渴望听课。我的课堂里总是充满了笑声和激情。才走上杏坛四个月。我的课便出了名。县首届青年语文教师优课评比，我先是在东南片得了个第一，后又到县城决赛展示，许多老教师昕了都纷纷点头：这小伙子，还行!佘校长、唐支书看了我也是笑眯眯的：不错，好好干!

我自然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非常用心地进行语文教学改革。当时，农村中学生的写作是一个难题，我结合自己的改革实践，写了一篇《农村中学生写作心理初探》的文章，正好县教研室许春帆主任带队到学校调研，听了我的课，看了我的文章，非常高兴，不仅在《教研信息》上宣传推广我的经验。还推荐我参加市中语会年会。当时市中语会的负责人是王乃安和张纪元先生，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后也是非常兴奋，破例安排我作大会发言。对我这个初上杏坛的新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鼓舞，从此我在教育教学研究的路上愈走愈远，教育科研也从此成了我专业和生命成长的一种方式。没有人要求，一切都靠自觉。我发起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取“阐幽发微，格物致知”之义，名“幽微社”。五六个志同道合者，每周一个话题。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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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陋的宿舍里，每个人都说得意兴盎然。当时，民间有一个苏鲁豫皖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我分别在南京、黄山参加过两次研讨活动，很受启发：教学研究不能孤军奋战，不能闭门造车。于是，我发起成立了东南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还办了一本会刊，取名：《东南语文》。所谓“东南”，也就是金湖县的东南片。每学期我们都要组织一次语文教学研讨活动，一次一个专题，或者是小说课堂教学研讨，或者是散文教学研讨，或者是议论文教学研讨。为了研讨的针对性，我首次提出了“同题课”的概念：每次选择一篇课文，可以是课本内的，也可以是课本外的，东南片每校各选派一名教师执教。与此同时，我还提出语文教学研究要“走得出去”，向名校、名师学习。于是，我请我的大学同学蔡守龙(他当时任《江苏教育研究》编辑)牵线，将东南片的语文骨干教师第一次成规模地带到南师大附中听课。一辆中巴车，二十多名乡村教师，一个个都很激动，仿佛朝圣似地向南京去。因为名额有限，一校只能一人。闵桥中学有个叫浦荣曹的老师，为了参加这次“走得出去”活动。竟然自掏腰包乘公交车一直追到南京，这让我非常感动，从此对这个黑黑瘦瘦的乡村教师另眼相看。

课余我喜欢跟学生在一起，组织他们搞各种各样的活动。一个“小草”文学社，一本《含羞草》文学期刊，点燃了农村少年心头文学的火焰，全校近千名学生，都以成为文学社社员为荣，除了搞专题讲座和征文、演讲比赛，我还自编自导了《文学人物大聚会》。演出那天，操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除了全校师生，还有闻讯赶来的镇上居民。演员都是学生。刘姥姥本是杨索香演的，但她总是不好意思放开来学小脚老太走路。孙丽华在一旁看了便说让她来演。我说那你就试试吧。她一手抓了块手绢，一手叉在腰间，水蛇腰一扭，还真的像模像样呢。学生虽说谈不上有一点演技，但一个个却是十二分的投入。从开场到落幕。操场上那个笑声，跟风起之时高邮湖的涛声似的，一浪才落一浪又起，总是经久不息。后来我们索性在文学社之外又办起了一个戏剧社，先后排练过《雷雨》和《威尼斯商人》，因为场地和道具所限，最终都没有能公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由衷地感受到了戏剧带给我们的快乐。我在大学喜欢篆刻，到了塔集中学，课余偶尔也会弄两下。一次张福新看见了，觉着好玩，便让我教他。我爽快地答应了。他是聪明人，一学就会，一会就迷，于是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校园里办起了小草印社。农村孩子从没见过，眼睛里露着好奇，也不管有没有天赋，纷纷报名要求加入印社。我们也不嫌弃，敞开大门，一个个都收下了。那时没有人说“素质教育”，现在想想，我们当初所做的一切，都是素质教育的干活。我带的那些学生，大多能说会道多才多艺，现在一个个都有比较大的出息。

柳树绿了、桃花红了的时候，我便带学生出去踏青。塔集在高邮湖边，我们就沿着湖滩一路走下去。累了就在湖滩上安营扎寨，家在附近的同学回家拿锅拿米拿油拿盐，家不在附近的同学就堤上堤下拾柴火，等到野炊完毕，我们一个个脸上手上都是黑乎乎的，跟刚从井下挖煤上来的工人似的，于是你看着我，我指着你，那个笑啊——有的眼泪笑下来了，有的肚子笑疼了。湖边停着两条小舢板。我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争先恐后跳上去，船小人多又没有秩序，只听哇一声叫，两条小舢板不约而同翻了。扑通扑通，我们一个个都落入水中。好在湖边水不深，大家先是吓得鬼哭狼嚎，等到脚碰着地了，便都笑了起来。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打起水仗来。踏着夕阳回校的时候，虽然一个个落汤鸡似的乌嘴乌眼，但还是跟喝了新酿的槐花蜜似的，心里甜着呢。大家的玩心也愈来愈大，于是我便组织他们远足，或清明时节上南京，或烟花三月下扬州。对这些农村的孩子来说，长这么大，有的甚至连金湖县城都不曾去过，几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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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样远的门?走在城市的大街、公园里，看着他们胆怯的眼神和有些犹豫的脚步。心里便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自己虽然不是传道士，却跟传道士似地孜孜不倦，一心一意带着这些农村孩子走出乡村，走进城市，让现代文明闪耀的灯光，照亮他们曾经狭隘短浅的前程。那时路破车破，学生又基本上是第一次进城，一个个跟陈奂生似的，脚步所到，眼睛亮闪闪的，看这看那都觉着稀奇。

那时校园生活跟射击瞄准似的，基本上是三点一线：一点在宿舍，一点在办公室，一点在教室；从宿舍到办公室到教室再到办公室宿舍，跟城里的公交车一样，每天都在这一条线上跑。不过，在机械、单调之外，校园里也有生动活泼生龙活虎的时候。在我们之前，塔集中学已经来了一批青年老师，男男女女一共八个，他们号称“兄弟八姐妹”，加上我们这一批四个，校园里也就基本上是年轻人的天下了。每天下午一到课外活动时间，我们的脚步便会不约而同走向操场，或者是篮球，或者是排球，或者是足球，一场球下来，经常是汗流浃背，然后到食堂冲两瓶热水，掺了井水冲个澡，人便跟吃了人参果似的，浑身上下每一根毛孔都感到畅快。我们不仅在校内打，还跟周围的学校打，每年“五四”之前还要组队参加县里的比赛。我很少踢足球，总觉着踢足球时人与人之间身体接触过分。事实上也是如此。有一次我的同事、物理老师孙步新的上唇被踢破了，我们送他到医院去活生生缝了四针。线在他的唇上穿过时发出滋滋的响声，吓得我们浑身上下跟筛糠似的抖个不停，好在孙步新是条硬汉，虽然没打麻药，疼得钻心，但他咬紧牙关，脸上还带着一丝笑意，跟关公刮骨疗毒似的，让我们看了心里直叫“佩服佩服”。比较而言，打排球、篮球时要文明多了，特别是打排球，你在你的半场，我在我的半场，你攻过来我守，我打过去你防，你来我往，跟君子之交似的。打篮球有时也会发生血腥事件。有一次我们跟闵桥中学打友谊赛，一个又黑又瘦跟黑鱼干子的人盯我。他哪里是打球，简直是打人，他的指甲本来就长且锋利无比，一把抓过来，我的手上立时就是红乎乎的五条血痕。也许是不打不成交吧，后来我进了城’，发现黑鱼干子是个人才，便设法将他也调进城里，成了我的手下。打排球时我是主攻，打篮球时我是中锋。都是场上吸引人眼球的角色，因此每次上场心里都觉着是件爽之又爽的事。打起球来经常是老牛下田般不用人扬鞭吆喝自己就知道十二分的卖力，我们那球打起来也跟石佛李昌镐的棋似的赢的多输的少，排球、篮球都在县里得过名次，有几次还险些拿了冠军。

那时校园生活条件差，但并不觉着苦。师生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只是每次都有一两个菜是专为老师烧的。到了开饭的时候，我们便和学生一起排队，一起打饭打菜。食堂的掌勺是老徐师傅，六十多岁，烧得一手好菜，特别是那红烧肉，肥而不腻，让人吃了还想吃，每次我都要买上两份。有时我们也自己动手烧菜。校园里有一大块菜地。种菜的是塔集镇上的一家人，当家的姓蔺，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我们还是习惯性地叫他老蔺。老蔺种的菜跟老徐烧的菜一样，都是那时校园里的一绝。每个班学生每周有一节劳动课。说是劳动课也没什么事可以劳动，除了在校园里除除杂草，更多的时候还是由老师带着到老蔺的菜地里抬水浇菜。学校每学期都会给老师发一些菜票。老师凭这些菜票便可以到老蔺的菜地里拿菜了。老蔺种的青菜、黄瓜、番茄样样都好。特别是那萝卜，吃起来甜甜脆脆的，味道真的好极了，我是喜欢吃肉的。虽然巳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但吃肉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镇上只有一家卖肉的。是标准的独家经营。卖肉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姓马，我们都叫他“小马”。小马虽然瘦瘦小小的，但全镇人每天买肉，都要看他的脸色。好在他弟弟是我的学生，所以每次我到了他的肉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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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他总是笑眯眯的，或者先打一块好肉给我，或者留一块好肉示意我过会儿来拿。我心里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每次都还是笑纳了——挡不住吃肉的诱惑呀。

偶尔我也会出去打猎。大学毕业回来，父亲已经将双简猎枪让给他的一个朋友了。我问他怎么就舍得的?他说朋友三天两头跟他说，挨不过情面呢。我虽然心里不高兴，却也无话可说——枪是父亲的。我没有决定权啊。于是，我自己买了一枝高压汽枪。下午放学没有事的时候，我便会扛起枪到附近村子里转上一圈。村子里竹园很多，几乎每家都有一个。东坡居士是喜欢竹的。他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不知道这一带人是否受了他的影响。傍晚鸟儿归巢。我便守在竹园里的大树下，鸟儿来一个打一个。汽枪声音不大，啪嗒一声，一只鸟儿落地，其他鸟儿还东张张西望望，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有一次下大雪。一树麻雀，我二十枪打下来十九只，那丢掉的一枪还是因为突然来了一阵风，否则真的是百发百中。打猎归来，自然是一顿美餐。每次出去，我的身后总有一两个拎包的，都是学校的青年教师。野味烧好了，几个人坐下来便是好一顿吃喝。那时没什么好酒，常喝的是一块多钱一瓶的分金亭，偶尔也喝二块多一瓶的洋河大曲。那时电力紧张，特别是农忙季节，晚上三天两头停电。有时吃着喝着突然就是一片黑暗。学校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停电时便自己发电照明。柴油机很响，发起电来啪啪啪跟打重机枪似的，震耳欲聋，等到配送的电来时，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高叫一声：“大电”来了!年轻人在一起，喝起酒来经常会闹，每顿酒喝下来，都会有一个两个倒下。有一次我喝多了，黄胆都吐了出来。吓得一桌人跑到医院将担架都拿来了。现在这点酒量，想来都是那时练的。

在乡村教书、生活，起初并没觉着有什么不好，尽管条件艰苦，因为许多青年人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部落，所以心情都还不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龄青年男教师找对象便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难题。人与动物一样，也有一个传宗接代的责任与使命。青年女教师没有问题，只要长得稍微好一些，在城里谈一个对象，然后很快就调走了。即使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一个个也跟紧缺商品一样俏得很，很快便被身边的青年男教师抢走了。青年男教师就不一样了。长得好的有本事的也没问题，但是剩下的就都成了困难户。一个青年男教师快三十了还找不到对象，好心人给他介绍，谈一个吹一个，他急了，便请校长“看在都是男人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校长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只要是女的就行”。校长觉得问题严重了，于是便向教育局汇报。县教育局也觉得问题严重，于是便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县委县政府领导非常重视，找来县妇联和团县委负责人，责成他们与县教育局一起，务必想方设法为乡村青年男教师牵线搭桥，解决他们的婚姻大事，以便让他们安心农村执教。那时我已经成了这所老完中领导班子里最年轻的一员，自然有责任与义务为那些大龄青年男教师分忧解难。在塔集中学我先后做过两次媒，分别帮助闵玉华和叶道林解决了婚姻大事。叶道林有了儿子，闵玉华更是得了一对双胞胎。他们都说我是“有福之人”。能够成人之美，我自然也是非常高兴，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