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品选

1.结合作品总结明代心学背景下的文学成就

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此之后，心学流布天下，在嘉靖、万历年间，形成了多种流派。心学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变革，开始用批判的态度去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为明代掀起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创造了一种气氛，启发了一种思路，提供了一种理论武器。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文学领域出现了强化主题意识的倾向。如在诗文领域内激荡起了一种与传统文学观念相对抗的“性灵”说。与以往文学的个性、风格、特色往往淹没、融化于内容与形式的共性之中相比，明代的“性灵”诗学强调的是诗歌的情感和个性表现。与此同时，小说、戏曲中突出人格独立精神和张扬个性的人物形象也陆续亮相。文学在个性化的道路上迈进了客观的一步。随着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人的自我价值的觉醒，肯定世俗人欲，肯定“好货”“好色”潮流，也将文学家的目光引向了了“穿衣吃饭”、“百姓日用”，写时俗、写物欲、写性爱，扩大了题材范围。他们面向现实，注重用通俗的语言，真实而细致地表现和开掘人物的心灵，特别是由此而出现的一些有关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作品，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致使明代文学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气象。 但是，明代新的社会思潮、新的文学现象缺乏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和文化品格的阶级基础，未能冲跨沉重的封建枷锁和陈旧的文化观念，在疏狂不羁的作风、主观唯心的原则指引下，常常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先天不足。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批新思潮的弄潮儿所持的思想武器心学和禅宗，本身就是封建文化圈中的伦理说教和宗教麻醉。他们有时敏锐地亮出了闪光的思想，但有时又回归到正统的儒家伦理教条和佛家的虚无主义。更何况当时的风家势力还相当顽强，特别是到了晚明，随着个方面危机的加剧，本来就显得比较脆弱和凌乱的新思潮，很快地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种经世实学的思潮，文学也随之重新唤起抒写理性和有益于群体的热情。

2.结合剧情对比论述《窦娥冤》和《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意蕴

3.结合作品，论述“铁崖体”的诗歌特征？

答：不蹈袭前人法则，句法长短疾徐，用语瑰丽险怪，甚至多用撤语僻词，写人之所不敢

写，言人之所不敢言，自成一体，一时名震东南。题目多新创，题材或翻新故事，或描写世故，爱用古韵。以自由奔放的古乐府为主要形式。

诗多事咏史拟古之作，在艺术上强烈主张艺术创作个性化，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融会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突破了元代中的期诗歌甜熟平稳的畦径，给人石破天惊的感觉，追求力度感，但他的诗有时也有一味求奇、诡异晦涩的特点。

4.论述明代前后七子诗歌理论出现的背景？

5.结合小说情节总结“关羽”形象的文化含义？

关羽文化的基本内涵

关明文化丰富多彩，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蕴含中国传统文化所褒扬的伦理道德和人格品质，又包括社会大众对世态、人生所表露的多种心理；既表现为人们对英雄的崇敬，又表现为人们对神灵的礼拜。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明、清两朝，上自最高统治者，下至芸芸众百姓，都对关神顶礼膜拜，这是关羽文化在历史上最为突出的表现。

关羽文化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文化，忠、义、武勇是构成这一精神文化的主轴。它既符合历史上关羽的基本面貌，又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品格，这是关羽文化所以产生、形成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崇尚忠义，把忠义视为一种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忠义之举历来为人们所交口赞美。忠义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和伦理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含义、不同的理解。在古代，忠的最高含义是忠君，义的含义则很广，泛指正义，一切合乎情理的行为皆可视之为义，如韩愈《原道》所说“行而宜之曰义。”儒家思想把义看作一种道德准则，特别强调忠和义的统一。表现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统一的，有时候又是矛盾的。他追随刘备兴复汉室，表示与刘备“誓以共死”，始终不渝，既表现出他对蜀先主刘备的忠，又表现出他对“恩若兄弟”的刘备的义。这是历史上关羽的真实写照。忠和义在关羽身上本不存在矛质，说有矛盾，是《三国演义》让关羽在华容道放曹造成的，因为这一义举与兴汉大业相背。《三国演义》着力描写关羽的义，关羽身上义的色彩实际比忠表现得更为突出。不仅表现为一种对刘备生死不渝的忠义，而且表现在信守然诺、知恩图报（辞曹归刘和放曹），关爱部下、宽仁大度（“善待卒伍”和小说虚构的义释黄忠）等方面，使关羽成为集忠义、信义、仁义于一身的“义绝”的典型。义对老百性来说是最亲近、最实际的，人民群众敬崇关羽，在很大程度上是敬崇关羽所表现的义，敬崇那个义重情长的关羽。

武勇是关羽文化的又一基本内涵。古人崇拜的英雄，都是以武勇见长的刚烈丈夫，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意识和争斗精神的反映。武勇刚强，敢于斗争，才有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正是这种生存意识和争斗精神，熔铸了古人的英雄崇拜心理。历史上的关羽本是个英雄，他式艺高强，勇冠三军．“咸称万人之敌”，在两晋南北朝，关羽的武勇常见于史册，人们以“关、张之勇”比喻当时的名将。《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关羽武勇威猛的形象，除对斩颜良等史实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外，又虚构了温酒斩华雄、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等情节，把关羽的武勇威猛表现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使人备加推崇。于是，一个忠义凛然又武勇卓绝的三国

英雄，最终被推上武圣人的顶峰。

关羽文化的内涵还可包括刚强坚毅、为人正直、注重感情等关羽品格特点，这些品格特点跟忠义武勇是相关的，可以用忠义武勇来涵盖。忠义武勇融为一体，足以显示关羽文化的魅力，足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延绵千秋的伟力。

6.结合作品，论述《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所取得的成就？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动作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的另一特色是在人物的对比中，突出他们各自的性格。这种对比方法，不仅表现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运用得很成功。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恰恰形成了鲜明对照。对西门庆的胡作非为，何九叔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在躲不开时，又处处给自己留下退步，这些正表现了他的世故、机变而又怯懦的性格。与何九叔相反，郓哥却处处采取了好管闲事的主动态度，这正是他年轻好胜、幼稚天真而又多少带有打抱不平的个性的表现。小说在对比中塑造人物时，还善于抓住性格相似的一组人物，比较出性格的不同来。这种同中见异的方法，最成功的运用是表现在鲁达和李逵的性格描写中。同样写两人性格粗中有细，但比较起来，却有明显不同。

此外，《水浒传》有时也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塑造人物个性。如武松打虎时，借哨棒打断的细节，充分表现了他全神贯注的紧张神态，渲染了这场恶斗的气氛，也为以后的赤手空拳打虎做了合理安排，从而突出了他的神力和勇武。

《水浒传》在人物塑造上不仅表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度成就；同时也体现着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书中的英雄人物，不仅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而且又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作者从人民的理想出发，把他们的反抗性格和道德情操，提到很高的境界，并把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熔铸在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浪漫主义的特征也表现在对人物本质特征或英雄行为的渲染和夸张上。如吴用的机智过人，李逵的赤胆

忠心，以及对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扬柳等夸张描写。因此说小说在人物塑造上非但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使《水浒传》成为我国小说史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运用得较好的作品。

《水浒传》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表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这是继承话本的传统而来的。话本是说给人听的，为了引起听众的兴趣，特别忌讳离开故事情节去对人物环境、外貌、心理等作静止、冗长的描绘，而要求通过人物的具体行动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人物性格。当然，和宋元话本比较，无论人物环境的渲染，人物典型化的高度，表现手法的多样等方面，《水浒传》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比话本无疑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小说中安排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情节。这些情节的成功，首先因为它们是经过精心提炼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作品是紧紧地围绕“官逼民反”这条总的线索来展开情节的。起义斗争中那些如火如荼、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书中的情书也充分起了展示人物性格的作用。随着人物的出场与行动，常出现一组组的情节，而每一组情节又往往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因此当一提到武松时，我们就会联想到“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刀光血影、震撼人心的场面。提到林冲时就会记起他“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等不幸的遭遇。其他如宋江、李逵、鲁达等也莫不如此。

7.结合纳兰作品风格特征，论述其词的创作成就

纳兰性德的词婉丽隽永，清新超逸，字里行间卓卓真情天然流动，用情至深而又用情至真， 天然清新不加雕饰，以自然真切之风卓立于世。

①纳兰性德善用白描手法，平常地道眼前景，真率地抒胸中情，以情节、形象的细致传神 带动情感的深沉热烈。

②纳兰词意境哀婉，以纤柔善感之词来感受世间万物，使愁情抒写成为其词的主旋律， 其追念亡妻的悼亡之作哀感缠绵，其他的写情之作也夹杂了失恋或离别之苦，充满吞吐 掩饰、悱恻伤感的气氛。其咏怀词或叹繁华易逝，或伤飘零无依多陈暗淡的身世之感。 出塞之作悲壮苍凉，情绪低沉，包含了缠绵伤感的思家之苦和世事无常的兴亡之叹。赠 友诸作也常抒发人生的失意之感，饱含酸楚之味。

③但通观《饮水词》却是万种凄婉汇聚，偶尔的年少轻狂或意气风发只带来更深的惆怅与 失落，让人愈发感受到词人一生的失意与缺憾锦衣华服下包裹的却是一颗落寞与孤寂的 心。纳兰词以哀婉动人，以至情感人，因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8.结合袁枚诗歌理论，论述其诗歌成就

袁枚主张“提笔先须问性情”，他认为“情以真而愈笃”、“诗情愈痴愈妙”可见诗人所倡导的性情实质上就是指真性情、真情，诗人强调诗之情不仅要真，而且要深厚、浓郁。“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要“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作诗” 袁枚“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的，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要素。 （一）“性情”论

袁枚自称“天才多情句自工”，其性灵诗的主要特色正在于书写自身的真实情感。 首先，诗人内心须有真实的情感，才有创作构思的可能性。袁枚吸取了李贽的“童心说”的观点，倡导“赤子之心”，反对“伪笑佯哀”的矫揉造作之情，认为“风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诗歌是诗人心底的声音，性情的流露。更要以真性情感发人心，“能入心脾”的诗，才是好诗。袁枚真性情诗主要是悼亡诗，如《哭阿良》语言平浅，渗有浓浓悲情，令人动容，再如《瘗梓人诗并序》。山水诗《水西亭夜坐》 （二）“诗才”论

袁枚还特别重视“笔性灵”，强调诗人有才质、气质，容易掌握诗歌的创作规律，才能以真性情感发人，创作出犹如“天籁”的诗篇。在艺术创作上提出一种“天籁”的自然天成的状态，认为有性灵者应该以真切的感受描绘出生动、新颖、感人的形象，如《夜立阶下》“梧桐知秋来，叶叶自相语”、《春日杂吟》“花似有情来作别，半随风去半升堂”等。 （三）“个性”论

袁枚的性灵说强调诗人的创作个性，所谓“著我”，要“独抒性灵”、“自己胸臆”，反对拟古、格调说。他所谓的“独立”、“著我”并不是离开古人，而是通过学习古人，达到自成一家，诗歌的本来意旨在于抒发一己的性情。并且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要“出新意，去陈言”，风格不拘泥于一格，鼓励诗人发扬独创精神。如他的《题叶花南庶子空山独立小影》

9.论述浙西词派的继承与发展

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分为四个时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末期。

前期的代表人物及浙西词派的开拓者——朱彝尊。。自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还与汪森辑录《词综》，推衍词学宗趣和主张。他在清朝步入盛世时，提出词的功能“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投合文人学子由悲凉意绪转入安于逸乐的心态，同时也适应统治者歌颂升平的需要，“故天下向风，席卷南北”。他强调词的社会认识和政教作用，把词提到与诗文同等的地位。强调词体的审美功能，尤其是词的香草美人的形式，表达深幽曲婉感情的特点，为诗体所不具备。 乾隆中期，社会进一步发展，浙西词派也到达顶峰时期。期间的代表人物是厉鄂。，厉鄂十分推崇朱彝尊，“心折小长芦钓师”。二者合称为“朱厉”。厉鄂在推崇朱彝尊“雅正”的同时，还向往“清空”境界。除此之外，他还学习北宋周邦彦的风格，让音律和文辞更加工练。他的词作主要以记游、写景和咏物为主，擅长水光山色的描写，表现幽隽清冷之美，体现了他“清空“的审美追求。

浙西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有吴锡麟和郭麐。吴锡麟“用‘穷而后工’矫正词宜宴喜逸乐说，以‘姜、史其渊源’和‘苏、辛其圭皋’的‘正辩斯备’，代替专宗姜夔、张炎的偏狭，动摇浙派的支柱”。而郭麐则主张“跳出分正变、尊姜、张的樊篱，提出摅述性灵，‘写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其词也屡变求异，开放门户，融汇众长，振起浙派式微的处境。 浙西词派末期的代表作家是活跃在嘉庆、道光年间的以戈载为首的后吴中七子。他们词学见解相近，主张严于声律之说。其中戈载的词学理论最杰出。代表作有《翠薇花馆词》、《词律订》、《词律补》、《宋七家词选》、《词林正韵》。他论词乘浙派家法，极推南宋，又以严于词律著称，他将朱彝尊所倡导的词律规范发展到极致。

10.论述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

11.结合作品内容，对比论述蒲松龄和吴敬梓对科举不同的态度，方法

答：第一种：蒲松龄的《聊》虽然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科举的弊端，但并没有从理论到实

际的根本的否定科举制度，作者的不满和愤慨主要针对科举的流弊而言，他认为使他一次次在考场中失败的是考官的腐败造成的，只要考官们遵从科举标榜的“人人平等”的原则，只要考官有真才实学能辨优劣，这种制度还是可取的，所以他终生沉迷科场，渴望能有公正的考官能识出自己这匹千里马，他没认识到这种腐败现象是科举制本身的阶级性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他个人悲剧的根源。所以，在《考城隍》中他幻想出阴间有一个公正的科场，以此来满足自己内心对此的期盼。

吴敬梓年轻时也参加过科举，但是三十几岁后便对此心灰意冷。在《儒林外史》中很代表了吴敬梓思想的杜少卿说：“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这正是吴敬梓的真实想法，他清醒的认识到科举制是一切罪恶的深渊，是科举把人变得愚笨，是科举毒化了人们的心灵和社会的风气，《儒林外史》不光表达了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反感，同时也对作为明清封建道德根本的程朱理学的合理性进行了怀疑和批评，对那些热衷八股、道德堕落的士子官僚也作了无情的批判。 其次，二者进行批判的艺术表现手法也不同。 《聊斋志异》 “以传奇手法志怪”， 蒲松龄用妖狐灵鬼的形象来寄托他对科举腐朽的愤慨，揭露出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刻画出那些官吏的贪恋、无耻和虚伪。作者大量借用民间故事，写鬼写狐，想象奇特，以神怪幻异的手法写出了大量的讽喻现实的作品。《于去恶》中的于去恶，《三生》中的兴于唐，《司文郎》中的宋生，《叶生》中的叶生等，他们都是怀才不遇，横被黜落，抑郁而死。《嘉平公子》通过人鬼相恋的故事，无情的讥嘲了别字连篇的秀才，使女鬼都深以为耻，长叹：“有婿如此，不如为娼。”《司文郎》它写一个盲僧有一种奇特的本领，他用鼻子一闻别人的文章，就能准确地评判出文章的优劣。他闻了王平子的文章大加赞赏，表示能在考试中高中，结果却名落孙山；而余杭生的文章使他闻了作呕，但却偏偏高中。辛辣地指出这些试官有眼无珠，是睁眼瞎，怎能分辩得出文章的优劣？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现实，作者极为愤慨，因而以嘻笑怒骂之笔，痛加挞伐。 《儒林外史》则侧重讽刺，通过对形形色色的读书人的描写，指出了科举的虚伪性、残酷性、使人堕落性。《儒林外史》中通过周进和范进两个形象，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科举是如何把他们弄得发疯发痴，神魂颠倒这些一幕幕的悲喜剧，让我们感到他们既可笑又可怜，同时在这些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悲的现实：在封建时代里，有多少知识分子被科举摆弄得神魂颠倒，简直成了精神病患者。

第二种：从其目的上来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是为了大力抨击了明清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而作，其中不乏有抒发作者内心愤懑之苦，更有对于封建科举制的反抗。 就其写法上而言，《聊斋志异》注重细节描写，并多以侧面及反衬之类较为曲折的手法来针砭科举制的黑暗，并通过夸张变形，以鬼神妖怪的世界来映射世人，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批判社会中不公正的科举制度的现实，极具有讽刺效果；而《儒林外史》则是以一种“砖头要往太阳穴上砸”的方式，直接揭露科举制中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并通过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针针见血地批判八股科举制之弊病及它对文人士子的毒害和摧残，直指“科举制吃人”的本质，在醒世效果上更胜一筹。